历史为我们送来了非凡人物，不但是国之幸，也是万千苍生之幸。
张居正自隆庆元年入阁，主持北方防务16年，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军书旁午、羽檄飞传中度过的。
文渊阁内，那张静静的书案上，常有听不见的渔阳鼙鼓隆隆卷过。
将军白发征夫泪……
书生的肩头亦是关山万重！
他自诉：“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金戈铁马，就这样夜夜破梦而来；吹角连营，亦在飒飒秋寒中挥之不去。
俺答封贡后，蒙汉的对峙虽已冰消，但张居正未敢有一丝放松——没有强势的防务，哪里会有一厢情愿的和平？军威不壮，大国又能怎样？君臣就是再吞泪，也万难阻吓住人家的觊觎之心。
张居正不会让宋代的悲剧在大明重演，他常以“八事”课考边臣，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并且规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阅边防一次，各处成绩如何，要如实进行考评。万历七年春，他派给事中戴光启、王致祥、姚学闽分阅九边，历时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复命，将九镇的各项优劣逐一呈报，边臣皆不敢弄虚作假。
从万历元年起，他两次下令修边墙，筑敌台，增堡寨。由于财力紧张，戚继光原设想的3000座敌台，最后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连绵拖了10年。
但毕竟在蓟镇千里边墙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敌台。边墙大多是沿山脊最高处修建的，本就气势宏大，再加之敌台高矗，蜿蜒呼应于天地间，就更是壮观之至！
草民我年轻脚力尚健时，曾数次登上过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从第三个敌台再往上，目睹过别有洞天。这里，是未经修复的原生态边墙，虽然偶有倾颓，荒草萋萋，但砖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烟霭处无限苍凉。此时天地岑寂，耳边惟有风声，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样在这里度过冬夏的？
男儿有志，势必登此处。
这就是，我的中华！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由戚继光提议、张居正支持建立的“敌台”与明边墙一道，现在已成了固定的“长城形象”。后人可知，这与秦长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明边墙附近，至今还可以看到战国长城的残迹，经历两千年岁月的冲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块垒成。
而大明的边墙，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敌的雄关。
大明从立国后200多年来，北边饱受强敌袭扰，边民时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张居正这一代，这种屈辱终于结束。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弃，而他亲手制定的防务策略却延续了下去，惠及后来的几代百姓。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400年了，何处可寻一缕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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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治国就是要敢打真老虎
【执政者怎么能杀鸡取卵】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副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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