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泰国、法属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要尽快断然实行之，
（三）务使国内各方面都彻底了解帝国海军对形势所作之判断（对物资、战略、国际形势之判断）。第二天（六日），大本营陆海军部又将四月十七日拟定后就搁置起来的《对南方的对策纲要》重新拿出来进行研究，并把它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一项决定予以批准。这个纲要的主要内容是：
一、当前帝国对南方政策的目的，在于为帝国的自存自卫而迅策扩充国家的总体力量。为此：
（一）帝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泰国之间要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建立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二）帝国和荷属印尼之间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三）帝国和其他南方国家之间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二、在发生下列事态而又无法打开局面时，帝国为自存自卫而行使武力：
（一）由于美、英、荷等国的对日禁运而引起帝国的自存受到威胁时；
（二）美国单独或与英、荷、中等国进行合作，逐渐加紧对帝国的包围态势，使帝国在国防上难以容忍时。
三、倘若预见英国在欧战中确已走向崩溃，则尽力推行这一政策，尤其对荷属印尼加强采取外交措施，以达到目的。然而，这天因接到了驻德大使大岛送来的关于“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所以，这个《纲要》的寿命不过是短短的几天而已。
因此，为了交换情报，当天（六日）召开了联络会议。会上，决定了随着德苏开战而日本应抱的态度，并取得了一致意见。日本的态度大体分为三种：
一、现在断然对南方进行武力进攻：
二、同美国妥协，解决北方问题；
三、对南方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对北方加强满洲的兵力，从而确立对苏、美、英的战备态势。然而，究竟决定采取什么态度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说陆军内部见解不一，就连陆海军之间也有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后不久（华盛顿时间六月六日），驻美国洛杉矶的立花海军中佐被美国宪兵逮捕。
这一天，立花前往驶入圣佩德罗港（洛杉矶郊外）的日本海军特务舰进行访问，他商量好该舰靠岸期间的日程安排——旅美日侨的欢迎和舰上人员上岸参观游览等——以后，就回到自己投宿的旅馆。
这时，联邦调查局的侦查员早已埋伏在立花投宿的那家旅馆的里里外外。“你是日本海军的立花中佐吗？”“是的。”侦查员出示逮捕证后，就给立花戴上手铐，把他押送到警察局。与此同时，他的所有东西一件不留，全被作为证据取走。立花中佐为什么被捕？原来在事情发生前不到一个月的五月中旬，他曾去过日本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详细汇报了过去搜集情报的活动情况和对今后的看法，并谈了自己的计划，等等。他说：
“先前已得到有关美国‘非尼克斯号’巡洋舰夜战攻击的重要情报。最近好象有可能搞到关于美国战舰攻击情况的情报。不过需要五千美元的活动费。提供情报的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
武官处对这个下级军官的可靠性总觉得有点怀疑，但立花坚决加以否定，他保证说：“此人绝对可靠。”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看吧！但希望你要特别小心。”
于是，武官处决定按立花的计划行事。立花怀里暗藏着五千美元的“军费”，一面梦想着即将到手的美国海军的机密情报，一面搭乘飞机离开了华盛顿。
立花回到洛杉矶后，为了搞到对日本海军肯定有用的宝贵情报，打算铤而走险。所谓“逐鹿者不见其山”，恐怕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然而美国人在那里已周密地设下了欺骗立花的圈套。立花保证“绝对可靠”的那个人，其实不过是美国方面施放出来的一个诱饵罢了。就这样，由于反谍机关布下圈套，立花正好中了对方的诡计。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在一次珍珠港事件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证说：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有一个日本海军军官雇佣的美国人查尔斯·查普林来到珍珠港，当时情报参谋莱顿少校叫一个身穿庶务军士服装的海军军官同他进行联系。这个美国人从司令部的存档文件中取得了两、三份有关舰队的攻击演习资料后，便返回美国西海岸。后来，那个日本海军军官和查普林就被美国宪兵逮捕。”
然而，象立花中佐那样的驻外人员，他的身分是“事务性”的，不享有大使馆馆员那样的外交特权。如果享有这种特权，那么，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可是他却并非这样，倘若犯了法，就要受到美国法律制裁；如有罪，就得在美国监狱里坐牢。
不久，立花被起诉。检察官颇有信心地认为掌握了他的确凿证据。这是因为美国方面对立花事件已作了有计划、有组织和极其周密的准备，似乎是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才起诉的。因此，必须看到，一旦开庭审判，就必然会宣布立花“有罪”，判以徒刑二十年左右，而后被关进美国监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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