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开始，联络恳谈会继昨天的会议继续召开。永野军令部总长在陆海军同意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以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为主的方案——《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他强调说：“如法属印度支那不答应我方要求时，或在英、美、荷进行阻挠的情况下，就行使武力。”《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这一方案（即出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定下来了，它附有下列三个谅解条件：
一、最终要按照本方案行事；二、由于进驻的准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不妨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举行谈
判，三、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束后，就不失时机地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这就是所谓对付ABCD（指美、英、中、荷四国）包围圈的一个策略。在珍珠港，当地的指挥官不希望设置防鱼雷网的意见，并没有消除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对飞机施放鱼雷的担心。
因此，斯塔克于六月十三日向各海军军区司令分发了一个文件，题为《关于防止鱼雷攻击的设置》。同时又将该文件的抄本送交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斯塔克在该文件中指出：
“我们设想，要使飞机施放鱼雷成功，水的深度必须至少达到七十五英尺（二十二点九米）①。同时，鱼雷必须（在水中）航行二百码（一百八十三米）左右才能启动爆炸装置。但这些也许会发生变化。”
由于斯塔克在文件中说“鱼雷在水深四十英尺（十二点二米）以内可能不会航行（会直坠海底）”，因此金梅尔和他的同僚经过研究后认为，“珍珠港不存在受到鱼雷攻击的危险”②。
结果，对珍珠港所部署的防止飞机施放鱼雷的设置问题，实质上就此以后不了了之，在开战时未采取任何措施。不仅如此，在加强珍珠港防空力量方面，也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所许下的“优先处置”的保证截然相反，情况很差。
可以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低估了日本海军越洋进攻的能力——认为日本无法造出可用于水深十二米的珍珠港的浅水鱼雷——和轻视塔兰托海战的教训。金梅尔将军在珍珠港事件调查会上所作的如下证词，就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知道那种飞越海洋的远征是有因难的。我也懂得日本航空母舰的续航能力。我对日本的进攻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能力抱有许多怀疑。关于日本航空队的情况，我们收到了种种报告。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就是海军部的全体人员，对日本航空队所取得的战果及其攻击方法都会感到大吃一惊..”另外，从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的下列证词中，可以窥见他们对日本海军实力估计过低。他说：
“由于[日本]距离珍珠港很远，存在着补给上的问题，所以对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我是打了很大折扣来考虑的。对珍珠港内舰艇船只的攻击，特别是在英国航空母舰发动塔兰托海战之后，可以想见，由于珍珠港水浅，而飞机施放鱼雷时，如果没有一定深度的水，鱼雷是得不到必要航行距离的，再加上高射炮火对攻击机的伤害很大，因此，我对这种攻击会取得成功表示怀疑。我不认为采用这种方法能够从日本本土发起有效的攻击，因而没想到日本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
然而，正如后面所详述的那样，我国海军也在英国航空母舰舰载飞机于塔兰托海战中进行鱼雷攻击所获战果的刺激下，加紧研制沉度为十二米的浅水鱼雷，终于取得成功。
① 我国海军攻击珍珠港时飞机所施放的鱼雷，是一种可以朝十二米深的水域里施放的浅水鱼雷。——原注
② 珍珠港抛锚处的水深约十二米。——原注
推论德苏开战的影响
十六日，召开了联络恳谈会。松冈外相突然反对十二日已经决定了的《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他说：“昨晚我想到三点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这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国际上的不信任。作为一直被说成没有国际信义的日本，必须考虑这一点，在德苏两国形势紧张的今天，对这种进驻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及川海相说：“..要变更前些日子决定下来的东西，这样好吗？”
松冈外相说：“我脑筋不好，事后我想了一下..”
（有人插话问：“你没有变卦？”）
外相说：“没有变卦。不管怎么样，得让我再考虑两、三天。虽然你们说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但我自己认为有一种不信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得不上奏天皇陛下。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那就不能上奏。去年叫你们攻占新加坡，结果没有去攻占，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最后，决定让松冈再考虑两、三天，那天的会议就此结束。
二十一日，从下午三时至晚上十一时，陆海军两位军务局局长对松冈外相进行了热情的说服工作，最后松冈总算表示谅解，撤销十六日的修正事项，同意原来方案。其所以同意，是因为这次会谈中，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少将投松冈之所好，
暗示了攻占新加坡的可能性。他说：“一旦时机成熟，要挥戈北上，一旦英国本土崩溃，也要在南方进攻新加坡。”这样，外相才勉强同意陆海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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