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胖子倒很会管人，朱元璋点点头，心中若有所思。君臣几个又聊了一会儿，几个内阁大学士对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了些士基本了解。看看天色不早，朱元璋试探地问高德勇：“高卿，去年饥荒，好多人卖身为奴，朕想下令大户人家把把他们的卖身契都还了。你的商号买了不少，觉得此事是否可行”？
按邵质等人的心思，此时换了一般人，还不立刻答应，用几个下人讨皇帝欢心，何乐而不为？谁知让他大跌眼睛的是，唯唯诺诺一整天的高胖子居然郑重回答说：“陛下有命，臣自然应该尊从。只是这样一来，将来再有饥荒，估计天下就没人敢收留无米下锅者了”！
当时朱元璋和众人脸上的惊愕邵质到此时还清晰记得，就连一向包庇高德勇的平辽侯武安国也一个劲地向高德勇使眼神，哪知高胖子像没看见般振振有词的说出一番话来：“昔鲁国之法，鲁人有赎人臣妾於诸侯，皆受金於府，子贡赎人而不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不复赎人於诸侯矣。’万岁今天所为，恐怕比子贡所做还厉害些”!
除了武安国和朱元璋，在座的几个都是饱学之事，知道高德勇引用的典故确有其事。去年灾荒，有不少富贵人家趁机大肆购买奴仆，武安国和几个内阁大臣一直商议请皇帝下旨释放这些被迫卖身者，没想到其中还涉及到这么浅显的道理，一时不知如果反驳，只听朱元璋疑惑地问道：“难道高卿家不认为人应该做善事吗？”
高德勇看了看武安国，点点头，挺直身子执拗地回答道：“对陛下来说，当然是做了善事，但对臣来说，损失的却是自家的私产，以后再发生饥荒，除了圣人，谁还会周济那些吃不饱饭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邵质当了半辈子官，还第一次听人把自己的东西如此清楚地和皇家分开。心中隐隐约约觉得此话大有道理，你皇帝讨好天下人可以，但不能拿我的家产去讨好啊。几个大臣因此话遭受的震动不比邵质小，感慨之余，胖子那满身的肥肉在他们眼里也可爱了许多。
“他们的钱货不依赖于土地和官府，所以行事更不看官府脸色，保护自己得家产更加不遗余力”，我写了什么啊，邵质看看自己无意间留在纸上的墨迹，又把给白正写了一半的信扔进了纸篓里。那个纸篓差不多已经满了，给白正的回信依然没有写好。
白天高德勇据理力争的结果是皇上决定以国库的积蓄向天下富户赎买奴隶，大学士邵质负责具体拟旨处理此事。涉及到个人财产，高胖子身上表现出的勇气令人钦佩。隐隐地，邵质觉得高德勇身上代表了一种新的势力，这种新生力量，恐怕连当年北平新政的始作俑者武安国都未必能控制。
近几天给皇上出完了主意，徐志尘、詹臻和高胖子都表达了请辞的意思，他们走后，儒林对他邵质的非难过些日子也会慢慢平息。可将来怎么办，无论自己欢迎也好，不欢迎也罢，这种力量肯定要走到朝堂上来，高德勇等人这次献策，不过是新生力量走上前台的一场演练而已。如果其将来真的来了，自己站在哪一边，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邵质知道以自己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无论站在哪一边都是风尖浪口，一不小心就会被碾得粉碎。
“不如归去”，邵质笔下又出现了这样几个字。真的要辞职，他又太不甘心。老太师李善长临终所说的几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百姓生死安危，国家是否也该负一点儿责任”！所以他才对修路等建议大力支持，对于富贵人家，银价下跌不过是损失了帐面上的小钱，对于普通百姓，可能直接面临的就是断米断柴的风险。国家出钱，百姓出力，虽然未必真的能如朱元璋所愿平抑物价，但至少能让贫困百姓和无业流民有个谋生的希望，他们才是痛苦的直接承受者。然而，各地的道路可以凭大明朝的财力修通，海上的通路可以凭探险者的探索而连接，令老太师李善长临死亦不瞑目的，大明朝的出路在哪呢？难道无论怎样也走不出那个昏君、奸臣、异族，四百年一次的轮回？
“弟才不及中人，窃居高位，尝以无谋辅政为耻……”，想到这些，邵质如学堂里的蒙童习字般，一笔一划地写道：“夫儒者所辅，社稷也。所谋，百姓福址也。若其有一策利国，质必倾力助之，若其有一言误国，质必抵死阻之。何必苛求其出身，而误国家之大事。…….”。这些话好像一直藏在他的记忆深处，官场沉浮，已经渐渐淡忘了，此时此刻，却随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逐渐清晰。他有些惭愧地反省着自己刚才的心胸狭隘，却不知道，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在令人措手不及的变化面前，所有人都有着和他一样的彷徨与迷茫。即使武安国这样的未来者，也未必能告诉人们如何去适应这个变化。
驸马府，武安国书房的灯光一样明亮。白天高德勇所作所为，明显是和徐志尘、詹臻等人串通好了的。大明商人第一次以独立的身份进入了政治舞台，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拼力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除了鬻爵、修路、养军、治河、造船五策，还有一条武安国也举棋不定的策略被他们提了出来，朱元璋已经命令武安国和费震和科学院的博士们一同考虑这条策略的可行性，那就是铸币。徐志尘根据大明白银贬值，而面值固定的铜子反而不受白银内流的影响原理，提出了由朝廷统一铸造金银制钱的建议。具体实施细节是，参照原来宝钞的发行方法，由朝廷主持铸造金、银等贵金属制钱，同等重量的金制钱一枚，兑换银制钱五枚使用。铜银制钱的兑换比例可以参照宝钞的发行，以洪武八年发行的宝钞计算，宝钞按面额自一百文至一贯，共六种，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新发行的一个银币建议兑换两百个铜子，这样大小和重量都比较趁手。新制钱发行后，百姓手中的金、银不作为现钱流通，而是必须到官府或票号兑换成金、银制钱，隔一定时间，票号或者官府再把各地兑来的银两统一交还给朝廷换取制钱。为了佐证这条建议的可行性，高德勇还特地拿出了几个察合台汗国的发行的金币作为凭据。“臣行走西域各国，带的就是这种钱，样子虽然粗糙了点儿，但非常实用，一整个商队的东西买齐了也不过费千把个金元，藏在一头骆驼的峰里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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