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大爷，瞧您说的，小人一个端盘子的见过什么市面，只要有人赏脸来我这里，我们都得叫爷。也不瞒您，待会儿您下了船，下次大街上见了，小的也认不出您来，更没胆子上前打招呼，您是什么辈分，小的是什么辈分啊”！听对方语气不善，王双喜连连鞠躬，一个劲保证自己老眼昏花。
“你下去吧，离大人们远一点儿，国家大事，岂是你这些小百姓能知道的”跟班的对这番说辞还算满意，看样子郭大人的画舫安全不错。点点头让大伙计离开。
王双喜郁闷的走到厨房，把收拾下的垃圾装到纸袋中，顺手又扔进两块从煤炭中拣出的石头，掂掂分量，嘴巴依旧抱怨着走向船尾，四下看看无人，扬手把垃圾扔进了河里。
站在顶舱监视的大汉见到伙计乱丢垃圾，啐了一口，知道这是画舫入夜后处理废物的最常见做法，转过头不予理会。
画舫渐渐划远，渐渐溶入黑暗。河面上突然有灯火一闪，一艘捞田螺的小划子顺着水波帖到了原来画舫停留之处。船老大伸出撑蒿向下一搅，复向上一钩，一个泡囊了的纸袋子便顺着篙杆甩到了船上。几个黑衣人麻利地从垃圾里寻出一个小油布包，拨开层层油布，拿出一个写满字的布条来。
“头，收到，是船大鱼”，黑衣人低呼。
“走，回岸，皇上早晚有收网的时候”。领头的首领低声吩咐，身躯微挺，露出外套里边的锦衣。
“这伙天杀的蠹贼”，朱元璋“啪”地一下，重重的把锦衣卫的密报拍在书案上，喝了一半的参汤一下子溅起老高，没等汤落回，装参汤的茶碗已经骨碌碌从书案头滚下，掉在地上粉身碎骨。
“万岁，万岁惜怒”，老太监王公公带着一伙小太监连滚带爬地冲进御书房，七手八脚将碎茶碗捡起来，兜在怀中收走。擅长揣摩皇帝心思的王公公把书案上的奏折一一归拢，用干净抹布擦去上面的参汤，然后挥手命令几个小太监退下，低声问道：“万岁，谁惹您生气了，要不要老奴拿把火铳来，伺候您到花园中打两枪”。
对着靶子射击是朱元璋最近的两年喜欢的发泄方式，纵是开国之君，也不可能事事随心所欲，郁闷的时候打烂一张靶子，肚子中的火气也消了大半，处理事情也会冷静许多。
“算了，你也退下吧”。朱元璋重重地把自己摔进龙椅，满脸掩饰不住的落寞。“这就是朕依赖治国的名士么”？望着锦衣卫送来的密折，他陷入了沉思。
内阁大学士吴沉等人画舫密议，朱元璋不用猜也知道他们谋划些什么。布政使郭璞前些日子乱拳打到老师傅，让反对新政的几个大臣吃了哑巴亏，作为这些人的领袖，大学士吴沉能咽下这口气才怪。朱元璋并不怕支持新政与反对新政的人内斗，因为最后决定权掌握在他手里，有矛盾和斗争，他这个皇帝才好驾驭。就像这次处理郭璞调任一事，朱元璋早就看出陕西和山西的官员对推行新政跃跃欲试，也早就想派一个得力且有经验的官员过去，把两地的制造业发展起来，把威北、定西二军的军火供应问题解决掉。所以才痛快的做出了对郭璞的奖励与任命的决定，吴沉等人对任命不满，自然会找机会挑郭璞的毛病，做为皇帝，他正好可以借机敲打新政的铁杆支持着，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天威的存在。问题是几个大学士到哪里商议对策不好，偏偏跑到了郭恒的亲戚开的画舫，那是锦衣卫盯了三个多月的窝点。御史章严弹劾户部亏空钱粮之事，朱元璋表面上不欲追究，仅仅听从武安国的建议更改了记帐方法，暗地里却想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贫民出身的他最恨贪官，在蒙古贪官污吏的压榨下四处讨饭的日子永远都是个梦魇。经得力干将的察访，贪污的焦点就集中在郭恒等几个户部和工部官员身上。吴沉等内阁大臣为了党同伐异，居然和郭恒勾结，让朱元璋对这些儒林名士倍感失望。
他们曾经说得多冠冕堂皇啊，忠君，爱国，体贴百姓，廉洁奉公，但这些名士们真的有人两袖清风吗，朱元璋看不出来。当年大明立国，宋濂、高廉等名儒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明朝法律和很多政策也是以宋代理学为基础。国君统治百官，儒林提供官吏，官吏约束百姓。这是当时多么完美的一种设计，朱元璋曾以为这种治国方式可以确保他朱家江山万年。谁料到自己所倚仗儒林的蜕变这么快，建国才十几年，已经蜕化到和蒙古人的帮凶色目师爷一样黑心肠。
怎么办呢，朱元璋提起笔，奏折上批示了几个字，复又把批示划掉，掷笔于案。仅仅凭一次聚会就治他们的罪，文武百官都会觉得不公平，况且治了他们的罪，朝廷的平衡怎么维持？谁来制约武安国、郭璞、费震等支持新政的大臣？帝王之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种平衡之术，朱元璋必须在新旧两派间找平衡，在太子和燕王之间维持平衡，在中央和地方直间维持平衡。如今表面上朝中支持新政和反对新政的大臣之间界限划分并不明显，有很多人像大学士邵质这样左右摇摆，实际上，由于利益所在不同，他们早已分成了两大阵营。每天坐在龙椅上朱元璋对底下发生的很多小动作看得清清楚楚。作为一个绝代帝王，他更清楚新政和原来的治国方法对国家的影响。在富国强兵这一点上，新政的确做得很出色，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能用这么少的兵直捣黄龙。短短几年间，他朱元璋就从一个修建京师城墙都要到处募捐的乞丐变成整天为国库中存银如何花掉犯愁的大富翁。但在维持江山稳固方面，旧的方法可能更有效，更直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被土地束缚住的人无论多高的才华，一个地方官吏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让他失去全部家当，包括财产和尊严。而新兴的工商阶层则不同，他们随时可以离开故土，并且不在乎流浪。江南不能容纳他们，他们可以到塞北。塞北没有他们的生长空间，他们可以走到西域，甚至更远。并且他们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时，比地主和佃农更积极主动，更具危险性。用吴沉等人攻击北平新兴工商阶层的话来形容就是，“谋利目无尊卑，争利不则手段，无君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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