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平等，长生天赋于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纵使他们的地位、天赋和财富等方面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差别，但人们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他们理当拥有，而且必须拥有同等的追求幸福的机会。正义要求法律应当认可这些权利并保护这些权利。”这是当年那个伯文渊的原话的啊，真想不到会用在这里，安泰帝真该早些杀了他，焚了他的书，黔国公沐冕的脑门传来阵阵麻木，法律，政府，几个简单的定义就将朝廷那份讨逆诏书驳斥得百孔千疮。在这份宣言前，沐家到底要何去何从？
从某种程度上讲，沐家是北平新政的直接受益者。自从洪武十七年后，在沐家的独立王国内几乎照搬了北平的生产方式。与北平唯一的差别之处在于，北平六省的产业完全是民间自主建立，私人拥有。而沐家领地内的所有主要产业的最大持投者都是沐家和其麾下的苏、白、柳、方四大集团。这种靠军刀推行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云南的繁荣，也附着一层血腥。但到了瑞在，沐冕认为，初创时期所有的血腥已经成为过去，沐家领地内，繁荣，秩序，包括百姓的教化已经远远超过了朝廷所控制地区。这是他想独立的原因，也是想独立的本钱。因为没有沐家，就没有云南等地现在的一切。
而《北平宣言》中，郭璞等人用一句话就否定了沐家独立的合法性，那帮奴隶贩子和奸商们居然说：“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管理者，与谁打的江山，谁受命于天完全没有关系，并且“政府的正当权利，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性时，人们有权力改变或废除他，重新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是彻彻底底的大逆不道之言，偏偏你又无法去辩驳。用君臣父子那些来反对吧，可人家说过，人生而平等，根本对君父没有义务。并且人家认为政府最基本的三个责任不是统治百姓，而是“保护百姓权利，保护国家安全，建设和维护私人无力或不愿意办的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三点，就必须改变。如果不尽力去做，就必须被推翻。而现在的朝廷明显没有做到任何一条。通过了物权法，却出尔反尔没收北方六省百姓财产。外敌入侵当前，却忙着打内战，每年收取大量税收，却都进了贪官的腰包，修桥铺路的钱需要武安国凭着私人威望到处募捐。
反了，完全倒过来了。老国公沐冕觉得身上发虚，汗水从额头一滴滴向外渗。他可以预料到这份宣言传播后的效果，郭璞等人在宣言中，理直气壮的宣布，他们不再承认建文朝廷为合法政府，他们不是谋反，而是谋求这个国家的长久繁荣。他们推选燕王朱棣为带头人，带领大家重新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号召行省都行动起来，派代表参加到新政府中，无论大省小省，具有同等地位。各省代表只需要对本省百姓负责，而不需要为新政府负责。这等于无形中将朝廷直接控制地区以外的番王与自己这样的封疆大吏属地都放到了朝廷的对立面上。只要李景隆在春天来临之前没拿下北平，整个中原大地的反抗之火就要被这份宣言给点燃。
黄子澄和方孝儒等人对付郭矮子，还是太嫩啊。沐冕摇着头，叹息着想。如果朝廷不贪图北平民间财产而下什么“没收令”，不会将那帮奸商和血汗工厂主逼得和郭璞站到同一战线上。如果不是大兵压境，让燕王朱棣无法选择，郭璞也没胆量提出这份宣言来。这下可好了，《北平宣言》，给了燕王朱棣成为名誉皇帝，国家代言人这么大一个诱惑，不由他不上“贼船”。如果燕王朱棣不接受这份宣言，朝廷灭了北方六省，他一样要掉脑袋。而接受了这份宣言，虽然皇帝的权力比原来小了很多，但毕竟还有一定分量，还可以传位给子孙。两害相权取其轻，沐冕知道燕王会怎么做。他要是站在燕王的位置，他会毫不犹豫的接受这份宣言，并且大张旗鼓的接受。只有代表了新朝廷，才能掌握新朝廷，才能一点点再将失去的权力夺回来。
阳谋，这就是所谓的阳谋。郭矮子最爱使用的手段。他不在桌子底下做交易，而是通过形势逼着你不得不答应他的条件。答应过后，还会觉得他一身正气。形势比人强，在关键时刻，抓住形势，让你不得不选择与他共同进退。满头陈腐理学的方孝儒和最喜欢玩小动作的黄子澄显然达不到这个境界，输给当二十多年一方大员的郭矮子也是应该。
《平等宣言》一出，整个南北之战的性质就变了。原来北方六省只是造反，顶多有个清君侧的名义。历史上，清君侧的举动屡见不鲜，最后结局无非成王败寇。而经过郭矮子这么一折腾，立刻让北方六省的造反行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都大不相同。他们自认为不是拉皇帝下马，玩逐鹿中原的游戏。而是在追求比造反更高的目标，追求改变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的规则，追求所有炎黄子孙的平等、自由和幸福。在所有炎黄子孙的平等、自由和幸福这个目标面前，所谓的儒家大义，所谓的君臣名分，所谓的永远正确的理念，还有方孝儒先前起草的那篇慷慨激昂的讨逆檄文，显得那样空洞、苍白和无力。你可以说北平众人是疯子，是痴心妄想。因为朝廷到目前为止还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六省的各派势力在宣言流传开后，有可能会更松散，甚至发生混乱。然而他们做了，切切实实的向着自己的目标在努力，可以说，这份宣言是自从洪武十二年来，新政众人努力的结果。在这份宣言里，你可以看到各方利益的妥协，看到北平学派近三十年的治国方案的探索和现实延伸。看到洪武十七年诸将提出的那份《君臣约法》的框架，还有法学大家吴思焓所提出的一些分权和制衡的构想，如果这些构想成为现实，或成为将来的法律基础，可能各方诸侯，都要努力去学习并适应这一新的规则。很显然，新规则要比君臣父子那套东西，对每个人的利益都多一些保障，特别是对于手中有一些钱财的人，那简单就是一份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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