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潜流的网络和源头
周钥自杀事件发生后，那位惜贷的赵知府被逮捕问罪，讨债一般逼人致死的刘瑾却什么事也没有。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于是，阉党骨干张綵找刘瑾谈了一次话。张綵说，如今天下送给您刘公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回去后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刘公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的价值却越来越高，抽水机继续狂转下去已经得不偿失。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纳贿来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一次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下去，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刘瑾等人抽亏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政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众多小抽水机响成一片。（注7）
现在我们进入了潜流网络的下几个层级，斗渠农渠毛渠系统。我们应该考察那些向刘瑾输送钱财的人如何抽取钱财，他们抽取的钱财又来自何方，如此一层层地追根寻源，把下层网络的所有源流、节点和流量描绘清楚，然后再把其中的利害关系与演进历史讲清楚。不过这项工作太吓人了。
实际上，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差之别。这是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即使我们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间，并且获得调查采访的自由，这些隐秘知识也只能先切成条条块块，分开掰碎了向各处的内行人请教，再逐步拼凑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画面。我了解的情况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细写起来仍将篇幅浩大。这里暂且以概述与示例相结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凑一二，粗浅地勾勒一个轮廓。
我们先说“官、吏、役”中的官。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这种断言涉及十余万职位，很难证实，但我们可以试着证伪：看看最清苦最没人爱干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规和常例的滋养。据说，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县级儒学教官。《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开篇道：“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惟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节仪；没体面的，终年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交际？所以这官极苦。”
话虽如此说，作者接下去却讲了一个学生当了御史，老师去看望，众人为了巴结御史纷纷巴结御史的老师，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两银子的故事。这套陋规也是有名头的，属于“打秋风”名下的“撞太岁”。这就是说，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没有固定潜流的滋润，未必没有间歇泉或季节河的接济，而季节河的来源最终也是众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说，《二刻拍案惊奇》说得也不全对。教官与学生的关系能够影响助学金的发放，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换。更何况那“几分节仪”也不能不算常例，不过尺寸小了点而已。在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实际是国家财政的教育拨款，还有升官发财的才能——最终仍要由百姓付钱。
我们再说说“官吏役”中的吏。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这些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呢？中央财政的地方存留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少数在中央财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员，名义收入也少得可怜。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并不比如今县委县政府的中层干部的自我感觉差。他们是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读到过《巴档抄件》中的一封揭发信，清朝一位户房书吏因内讧而把这个位置上每年的陋规常例条分缕析地开列出来，结果，总数大得吓人：巴县户吏彭泽膏每年可以吞蚀银子一万六七千两。其中最主要的源头是巴县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约，总价值约一百数十万两。按照惯例，每百两收三钱契税，税率是千分之三。这就有四千两之数。这笔钱用来支付众吏役的伙食费已经绰绰有余。而这位户吏每张契约又另收银子一两二钱。巴县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张契约，仅此一项，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两银子。
最后要多说几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实际数量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明）佚名《虞谐志》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县的衙役数量：“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时也。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注8）名义上不过二百个编制，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五十倍，读起来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刘衡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我们可以怀疑无名氏的记录，却不好不信县太爷关于本县衙役数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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