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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_酒徒【完结+番外】(683)

  反观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犹以隋炀帝自警,讨好高丽。[34] 盖北方新败,不欲再树强敌。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历数高丽过失,除杀孙内侍、防范使团、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正意打细。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更折了三千军马。……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将的四个马来了。不知怎的做事。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 [35] 吴王相即明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靖海侯吴祯。辽东等处应指明军洪武五年五六月间占领的辽阳等地。牛家庄之战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 徐总兵应即徐达。[37] 看来上年十一月高丽请行陆路后明方未拒绝,使团、商人纷至辽东。但高丽决不轻易输出马匹,为何又“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其数量太大,只能由陆路运送,又不可能为民间贸易,则知其定为至辽东使臣所带官方贸易团。其到达时间应在明占辽阳后即洪武五年秋,此时蒙军残部仍据千山,以千余匹马穿行北元控制区而安然无恙,显见此番高丽与纳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贸易团,可随使臣由辽阳南下渡海必经之牛家庄,则“纳哈出的伴当”得以尽窥明军内情。看来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尽优势后,高丽与纳哈出已几近同盟。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丽外,十月尚因高丽使臣溺海,决定减少贡物数量与进贡次数。[38] 而十二月算总帐,定因牛家庄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牛家庄之战中,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39] 明方既有此教训,除翻脸痛斥外,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 前遣郑庇赴京献马,称到定辽城,有守门官不许入城,曰今奉圣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以此回还。庇承差进献,今听在号之言,别无官信明文,未委虚实。如果圣旨,请录全文回视。’子温至定辽,总兵官使谓曰:‘圣旨高丽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赉来咨文,畏圣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温未得文据而还。”显然,明朝方面绝意甚坚。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说:“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 [40] 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犹正常接待海路来使,[41] 说明其仍想维持与高丽的一般关系。而十月主动断交,从此态度一变而为蛮横,唯一的解释是,明朝得知高丽年初通元事后,决定作出强烈反应。

  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药以抗倭。[42] 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拒绝陆路通贡,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对其请火药事回答说:“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将得十万斛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 [43] 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则一副泼皮口吻,显然已无诚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中书省咨曰:‘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44] 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倒并非虚言。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药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耽罗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 [45] 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46] 《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 [47] 《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 [48] 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 [49] 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 [50] 或全同《实录》。[51] 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52] 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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