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楼外识大洲(1)
北京人知道赵家楼，是因为它是东城区的一条胡同；外地人知道赵家楼，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联在一起。当年，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因北洋政府卖国，愤怒之下烧毁了位于这条胡同里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爱国学生的举动，使这条不长的小胡同，成了北京一个有名的地方。 相传，这条胡同所以称为赵家楼，是由于隆庆时期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曾经在此居住。虽然这个说法缺少进一步的佐证，但以赵贞吉为此胡同的居民，是不辱没这胡同的，因为赵贞吉在明后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字孟静，号大洲。他能在青史上留名，首先在于敢言，这既是性格的作用，也是责任感所使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蒙古一部从古北口南下，抢掠通州后进逼北京城，京师宣布戒严，因这一年的干支是庚戌，故史称此事为“庚戌之变”。在城下，蒙古致书明朝廷，要求进行通贡贸易。明世宗令礼部尚书大学士徐阶召集百官商讨对策，当时赵贞吉官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司业事，参加了这次商讨。 从早晨到中午，百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这主要是百官摸不准朝廷是主战还是主和，怕说错了于前程不利，所以任可对不起国家，也不能耽误自己。徐阶见状，无奈之下，要取两个签名簿，准备将众人名字写上，以此上奏。赵贞吉终于耐不住性子，出班高声说：“城下之盟，孔子作《春秋》时以之为耻，况且如果此次允许通贡，蒙古就会入城索要不已，万一出现内外夹攻的情况，如何防御？”明确提出了主战的观点。徐阶听罢，问道：“足下一定有奇谋了？”赵贞吉说：“为今之计，请皇上出御正殿，下诏检讨自己过错，激励将帅，广开言路。少下损害士气的命令，加大赏功的力度；动员文武百官，共同守城；派官告谕诸将并监督力战。除此以外，别的都没用。” 一直等待商讨结果的世宗，很快就从旁听的宦官那里知道了赵贞吉的发言，他亲自给首辅严嵩写了手诏，说赵某人说的对，只是有的事不该涉及，并让严嵩拟诏褒奖赵贞吉。于是赵贞吉被升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给赏功银5万两，令其到军前随宜处置。但在敕命里却没有给赵贞吉督战之权，也没说他可以统带军将前往军前。这个细节，给赵贞吉带来很大麻烦，而这是严嵩等人使的阴招，故意要出赵贞吉的难题。 本来，赵贞吉与严嵩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可以，二人时有往来，为诗词文字之交。但由于赵贞吉言直口利，引起严嵩不满。据说，赵贞吉在会议发言之后，就到西苑严嵩办公的地方，意在征求严嵩对此事的意见，但门房不让其进入，赵贞吉怒斥守门人。恰在此时，严嵩的干儿赵文华也去见严嵩，赵文华对赵贞吉说：“你这下完了，天下大事应该慢慢商议。”正在气愤中的赵贞吉闻言更加愤怒，他骂赵文华道：“你不过是权门的走狗，哪里知道天下大事！”史书说“嵩闻大恨，欲败其事”，赵文华更是要搞掉赵贞吉，于是在敕书中做了手脚。 由于没有旨意，赵贞吉得不到运送银子的官车，连一个护兵也没人给他派，他只好到街上雇佣民间的车子，单骑出城去犒赏军兵。当时，敌人的骑兵在城外来来往往，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但赵贞吉凭着勇气，硬是把银两送到总兵仇鸾的大营。他遍历各军营，传达皇上的抗战旨意，发散赏军银两，“一时将卒感奋”，士气高涨。 次日清晨，赵贞吉回城复命。随后，他把应敌方案和增加他督战之权的请求写成奏疏，但仇鸾赵文华等人找借口压下他的奏疏，致使他复命时只能以颁旨发赏之事上奏。世宗十分不悦，认为，银子让你发下去了，可应敌的措施一项也没有，这就是诓骗朝廷，为自己买好。于是，命锦衣卫逮捕赵贞吉，杖责后降为广西荔波县典史，将赵贞吉赶出了京城。 从赵贞吉在“庚戌之变”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倔强刚毅的个性，和为国家奋不顾身的无畏精神。因此他虽遭贬责，但赢得了海内人士的一片赞誉，人们赞扬他“主张国是，大义凛然，令边衅不开，国势日尊”；还赞扬他“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议攘大患”，有功于国家。与赵贞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百官的庸懦自私，奸臣的卑劣阴毒。他们无视国家民族利益，苟且目前，因私害国，为己害人，他们受到后世的谴责是应该的。
赵家楼外识大洲(2)
因为有严嵩的阻挠，赵贞吉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才返京任户部右侍郎，但仅一个月后即被勒令退休，原因是一个叫霍冀的人看中了户部右侍郎的位置，向严嵩行重贿，于是严嵩将赵贞吉再次赶走。 赵贞吉另一为人们称道的原因，是他有很好的学问，和出色的口才。 赵贞吉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他的学问得自于徐樾（波石），而徐樾先后学习于王阳明和王艮，所以，赵贞吉可谓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再加上他肯于独立思考，多有心得，因此他在嘉靖隆庆两朝的学者中极有名望。而他也乐于讲学，积极奖掖后进，言其桃李满天下并不为过，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就受到过他的影响。 赵贞吉对学术的论述颇多，思想十分丰富，但我们无法讲得太多，在这里只谈一点。他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学问，必须要“通”，要吸收各方面的精华，否则就会陷于“陋”，譬如禅学，很多人对其反感认为对学问有害，但实际上它是无害的，关键是怎样学和怎样用。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能博通，其学问必定支离破碎，而其人也会“滞窒昏愚”，无用于世。赵贞吉是很讲究学以致用，以事证学的，他在朝为官的种种行为，与他这个思想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不久的穆宗按旧例到国子监视察，当时称“幸学”。此时赵贞吉已被从四川召回，担任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时还兼任了国子监祭酒（国学院院长）。皇帝幸学，照传统要由国子祭酒讲一次课，皇帝及众人聆听。赵贞吉这天讲的是《尚书·大禹谟》中的“后克艰”章，他的讲稿幸而保存至今，他开头是这样写的（原文）：“这是《虞书·大禹谟》篇，史臣记禹敬承于帝，而献其谋谟如此。后是君，克是能，艰是难……”他的讲稿写的很细，条分缕析，浅显明白。通过这个讲稿，我们可以推想他当时讲课的情形。需要说的是，他这次讲课，与其他人为皇帝讲课不同，是坐着讲的，这出于穆宗的特恩。有关赵贞吉的记述，总要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件很荣耀的事。 赵贞吉在讲课时，阐发精明，音吐洪亮，给穆宗留下深刻印象，当他得知赵贞吉是新起用的大臣时，更加高兴。很快，穆宗就让赵贞吉充任日讲官，专门给皇帝自己讲课。后来，赵贞吉因与阁臣发生矛盾，自请到南京任礼部尚书。没多久，皇帝开讲筵，发现没有赵贞吉，很不高兴，对阁臣说：“去年那个自告去南京的，仍令他回来日讲！”由此可见赵贞吉的口才实在是过人甚远。 赵贞吉不仅重视道理之学，还非常重视实用之学。当时的学者对天文历法的原理和推步都不甚了解，但赵贞吉却颇为专业。他比较强调实地观测的结果，而对于推步的数据则不大信赖。由于他的住处离观象台很近，他经常约同好去访问切磋。可能是因为他在理学上的名气太大，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不被人所知，不仅今天是这样，在当时就是如此。与他同时的一位在天文历法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叫唐顺之，当他听说赵贞吉也懂天文推步，竟然十分吃惊，并随即托人向赵贞吉讨教。 虽然赵贞吉深得穆宗信任，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进入内阁后，他直言不讳的性格，使他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发生矛盾，特别是和高拱的矛盾很大。赵贞吉于是请求退休，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他的请求被批准，返回四川。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69岁时去世，赵贞吉再也没回过他在北京的住所。 （张兆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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