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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_万明/张兆裕【完结】(34)

  托塔天王李三才(3)

  李三才离职之日,淮、徐一带的百姓,万民塞巷,老幼哭号相送,以至轿乘不能行进;及至登船之时,人们又夹岸号泣,甚至夺缆不让船行。李三才走后,淮、徐百姓集资为他修建生祠,立其肖像于祠中,朝夕走拜不绝。李三才为官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官不做了,麻烦却远没有终止。  李三才落职回籍后,也效仿顾宪成,在家乡通州创办双鹤书院,自己也讲学其中。张家湾地处京畿,不乏朝中正直大臣的奥援,过往探访他的人很多,以至车马填溢街陌。御使孙居相再一次上疏推荐他,这使朝中的反对派又忐忑不安起来,生怕李三才被重新起用,于是波澜又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御使刘光复奏劾李三才盗用皇木营建私宅,且告李三才与东林党人于玉立遥执朝政,官员一经他们提出,吏部就向上推举。给事中刘文炳、御使李征仪、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寺丞王士昌也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力助刘光复,欲置李三才于死地。征仪、心汤曾是李三才所推举的吏员,如今却为一己私利而恩将仇报。李三才愤怒之极,自请籍没其家。然而这些人却紧追不舍,工部侍郎林如楚要求遣使复查,刘光复又上疏说三才侵夺官厂为园囿。御使刘廷元、潘汝祯、颜思忠等又继续上疏弹劾。李三才更加愤怒了,提出请诸臣会勘,又请神宗亲自审理。  神宗命李征仪和吴亮嗣前往勘察,这些人到李三才家中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出证据。然而让原告去查核被告,其结果可想而知,自然不会有利于李三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竟以刘光复所陈为事实呈报神宗,李三才终于被扳倒,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的威胁日益加强,辽东战局更加危机。辽阳失陷,明廷慌作一团,御使房可壮接连上疏请再用李三才。刚刚登极的天启皇帝年仅十五岁,对朝政一无所知,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下诏让廷臣集议。围绕李三才是否可用的问题,朝中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称李三才为“盗臣”。御使刘廷宣再次上疏推荐李三才,说:“国家即惜其才,则用之耳,又何议!”他建议让李三才守山海关。天启帝觉得刘廷宣说的有道理,准备再次起用李三才。但朝中意见不同的两派相持不下,詹事公鼐、刑部侍郎邹元标力主可用,然而终因意见不能统一而作罢。后来明朝大势已去,赵南星十分遗憾地说:“使淮抚为经略、为中枢,东事必不至败。”  不久,在吏部尚书周嘉谟、左都御使赵南星等东林党人的努力下,万历朝被罢免的正直官员逐渐被起用,东林党人基本上占据了朝中要职,即所谓“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由于明军在辽东一败再败,刘宗周又提出应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在这种背景下,天启三年(1623年),李三才终于被重新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可惜未上任而病逝。不久魏忠贤乱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阉党御使石三畏追劾已故的李三才。李三才又被削夺生前官籍,并夺封诰,名列《东林党人榜》第一位。在《东林点将录》中,王绍徽将其比作梁山头领晁盖,称为“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崇祯帝即位后,惩治阉党,又恢复了李三才的官籍。  后人认为李三才虽有才略,可惜生性豪华,好用机权,因而为众议所忌毁。不过,那些攻击诋毁他的人,如邵辅忠、徐兆魁、刘廷元、潘汝祯之流,后来都因依附魏忠贤而名挂逆案。而推举李三才的人,如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等人,皆为一世名臣,他们并没有将李三才的奢华和善用机权看成是什么问题,相反,却认为“李三才大节卓然,而细行不无疎阔,自是豪杰之品”。这正是东林党人在思想观念上与传统思想不同的地方。 (张宪博)

  首善争睹邹元标(1)

  明代天启年间,北京宣武门内有一座首善书院,专门是用来讲学的。这座书院在当时声名远播,而其影响力与一个叫做邹元标的人很有关系。  邹元标,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字尔瞻,别号南皋,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他自幼聪明好学,九岁能通《五经》。举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代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目的是习练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个月,期满后再补选京官。  万历五年(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明代制度规定,官员父母或祖父母丧亡,必须回家守丧三年,称为“守制”。如有特殊情况,皇帝可以批准不得回家或提前起用,称为“夺情”。在神宗和两宫皇太后的一再挽留下,张居正选择了“夺情”,于是激起了朝野的纷纷谴责,人们认为张居正过于贪恋权位。邹元标为此上疏,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进贤未广,决囚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他将写好的奏疏放于怀中,入长安门,准备上朝时递上。这时朝堂上正在杖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他们因反对张居正“夺情”已经遭到神宗的严惩,吴、赵二人已被打得血肉狼藉。眼前的惨象并没有使邹元标畏缩,相反对这种冒死直谏的精神十分佩服,暗道:“真是奇男子也!。”他毅然取出奏疏交给太监。太监不肯接,以为又是针对张居正“夺情”的奏疏,说:“你难道不怕死吗?”邹元标假称:“此告假本也。”太监这才收了它的奏本。神宗看过后,大怒,毫不客气地下令廷杖八十。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受杖者要脱去袍服,杖八十,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死也要致残。邹元标幸免保住了性命,腿部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同时神宗下旨,谪邹元标戍贵州都匀卫。  从北京到都匀有千万里之遥,徒步行走,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明代充军的犯人死于途中是经常的事,邹元标也几次险些丧命。  都匀卫设在崇山之中,属古夜郎之地,是“蛮夷”之民聚居的地区,环境十分险恶,而邹元标却处之怡然。当地文化教育一向落后,读书的人不多,邹元标来自京城,又是学富五车的进士,格外受人尊重。他利用在卫所的这段时间,探究学问,聚徒讲学,向他求教的达数百人之多。  由于邹元标的上疏言辞过于激烈,张居正的怒气仍然未消,暗中授意去贵州的巡按御史,欲将邹元标置于死地,以绝后患。然而这位御史却是个短命之人,行到镇远,突然暴病而亡,邹元标得以免遭暗算。  六年过去了,张居正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邹元标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启用,召拜为吏科给事中。回朝后,他仍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畏权势的性格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上疏神宗,要求皇帝“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五事。随后又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二人并罢而去。徐学谟先追随张居正,官至礼部尚书,张居正死后,学谟为保全自己,很快与继任首辅申时行结为儿女亲家,声誉十分不好。  邹元标又举荐耿定向、罗汝芳、许孚远等十余名官员,这些人皆为一代明儒。万历十二年(1584年),慈宁宫遭火灾,邹元标乘机上疏,痛言“保圣躬、开言路、节财用、拔幽滞、宽罪宗、放宫女”六事。所言刺中了神宗的要害,神宗大为恼怒。于是有传言说皇帝要杖杀邹元标。邹元标听到后,让妻子准备好布袍、白蜡和治伤的药品,毫无畏色地说:“我的筋骨虽有残,但精神还可以再杖五六十,如果缇骑来,不劳他们动手,我自己去受杖,只是不要让我的老母知道。”言下之意,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邹元标的老师申时行多次请求下,好不容易神宗才予与宽大处置,降邹元标为南京刑部照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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