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是本书开篇已经露过面的人，他字台闾，是建立晋室的大功臣，晋武帝的拥戴者，封鲁郡公，官司空、尚书令、侍中，为人品行不端，『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晋书·贾充传》)。贾充后妻郭槐，有子黎民，三岁时，贾充因喜爱他就着乳母的怀抱抚摩他，郭槐以为贾充与乳母有私情，就把乳母打死，黎民怀念乳母，生生夭折了。后来贾充又有了一个男孩，刚过了周岁，郭槐又以为贾充与乳母私通，弄死乳母，儿子也随着死去。
这就造成贾充没有子嗣。贾充有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因娘家获罪而被流徙，后释放回京，晋武帝特许贾充有左右两夫人，但郭槐不同意，使得贾充不敢与李氏往来。贾充一出门，郭槐就令人跟踪，防止贾充到李氏那里去。这些就是晋武帝说贾家性妒和少子的根据。郭槐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就是贾皇后，身材短小，青黑色皮肤，眉后有疵，长相不佳，而且同她母亲一样多妒，做了太子妃后，『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她亲自掷戟，使孕妾的儿子堕地死去。她的妹妹贾午，就是和韩寿结婚的那个人。晋武帝说贾家人丑而黑，以贾南风来说也是实情。
『五可』与『五不可』，虽说是五项内容，实际上可归并为三条，就是人品好坏，生育子嗣的能力，长相俊丑。
品行优劣，在择婚中，又集中在妇女是否妒忌上。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以男子为中心的时代，男子可以一夫多妻，一人可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几百个妻妾，同时强调女子的性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夫与妻妾之间就会产生爱情纠纷；妻妾各有子女，为了各自子女的利益，娘家的利益，互相之间也会有争竞；待到子女长成人，又有嫡庶之争。妻子为了保护自身及子女的利益，反对丈夫娶妾，反对一夫多妻，但在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制是反不掉的，于是就在家庭中发生妻子不容丈夫娶妾和有外遇的事情，这个现象被概括为『妇妒』。『妒』当然是男子所不允许的，被视为坏品行，列进『七出』之中。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妇妒被看成要不得的，今天分析起来，妒是女子自卫的一种反映，也是一种自卫手段，它在方法上不一定好，但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是被迫无奈而采取的消极方式。对于这种妒忌，倒使我们同情妇女，不必像封建男权主义者那样对它深恶痛绝。但是对妒也要具体分析。主妇因妒而虐待他人，就不简单是爱情专一而产生的妒忌了。像郭槐那样，仅仅凭着疑心害死两乳母，同时致死两个儿子，是有血债的罪人，她的行为大大超过了自卫的界限。她是一种妒妇类型的代表，这种类型的妒应当受到谴责。封建时代反对妇妒，包含反对郭槐式的妒害，这一点，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晋武帝说贾家的『五不可』就含有一定的道理了。
『多子、多福、多寿』，是人皆有之的思想和愿望。
『不重生男重生女』，是极个别时期的反常现象，多生儿子才是人们的真实心理。可是那时囿于科学知识，人们以为生不生儿子，只取决于妇女。这样人们在选妇时，就要看她的家族生育史，即能否生育以及生育性别的历史。晋武帝比较卫、贾两家，都是能生育，只是卫氏男性多而贾氏女性多。晋武帝这样看问题，不是他的创造，在他两百多年前，王莽就讲过了。王莽侄儿王光私自买了侍婢，王莽为掩盖他的不良行为，就把那个侍婢赠送给还没有儿子的后将军朱博，并矫情地说『此儿(指侍婢)种宜子』，才给你买的(《汉书·王莽传》)。『种宜子』作为选妇的条件，由来已久了。这个条件，首先是不科学的，其次对女子是苛刻的。
不过，如果我们要化腐朽为神奇的话，由此引起对家庭生育史的注意，对研究不育症或许是有意义的。
晋武帝提出选婚的原则，但却不是实行家，他做的和他的原则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别人插手太子选妃的缘故。
郭槐一心想使女儿成为皇太子的妃子，贿赂太子的生母武元杨皇后，晋武帝提出与卫家议婚，杨元后就说贾家的女儿『有淑德』（《晋书·武元杨皇后传》)，并令太子傅荀说项，荀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晋书·荀传》，侍中荀勖也向晋武帝说贾充女儿『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晋书·荀勖传》）。
晋武帝在皇后和一些大臣包围下，不能坚持自己的认识，同意从贾家为太子选妃，杨元后、荀勖等所讲的也是女方贤德和貌美，看来与晋武帝选婚原则没有出入，不过他们极端不尊重事实地虚美贾氏罢了。贾南风做太子妃后暴露出妒忌的毛病，晋武帝想废掉她，充华赵粲不赞成，说：
『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武悼杨皇后也说：『贾公闾勋社稷，犹当数世宥之；贾妃亲是其女，正复妒忌之间，不足以眚掩其大德。』（《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荀勖、杨珧等又给贾妃说情，晋武帝也就容忍了。晋武帝定的原则，不能实行，说明他对那些原则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说明实践是很困难的。
晋武帝择婚的五项原则中，贯穿着一个精神，是看对方的家风，即以家风的好坏作为选择好媳妇的一个条件。
晋武帝的认识是古人的普遍观点，也是古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古代，家庭作风的传统对其成员影响很大，原因是家长制社会，家内统治严密，家长的作风深深地影响其子孙。那个时代男儿要继承父祖的遗产、职业、社会关系，离开家庭难于生存，更难发展事业，不得不禀命于父祖；女儿虽无财产继承问题，但同样希望家业兴旺，也好在婆家有地位。儿女都因与家庭利益极度一致，从而受制于家庭，很自然地继承父祖的作风，依家风行事，这就使子孙的好坏与家风的优劣有很大的一致性。以此择妇，自然有其合理性。这一精神到近现代仍有价值，但日益丧失它在古代的那么重要的意义。在近现代，随着家长制的削弱，家长对子女的影响也在减少。子女可以自谋职业，离开家庭，以至不要遗产，这样家长无法强化对子女的控制，子女也没有必要绝对尊重家风，因而年轻人的作风可能同家庭传统作风大不一样。显然在现代婚姻中晋武帝的那个看家风的精神就不能完全照用了。要之，社会条件在变化，处事原则也要随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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