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画像姚崇，与宋璟同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他的分遗产方法学自陆贾和石苞。他看到前辈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不能理家，所有财产都不认真经理，以致毁弃，有的子孙为争家财，尺寸不让，乃至打官司，家破名败。他为避免这种情形在自家出现，觉得陆贾、石苞在世时分配财产，以杜绝后世之争的办法好，于是把田园分给三个儿子，并写了遗嘱，说明分配资财的原因，并料理自身的丧葬事务。他也主张薄葬，叫子孙只给他用常服装殓，不要紫色玉带。他不信佛，只允许子孙请僧人念经，规模要小，并用随身衣服作布施，不得用余钱做这类无益的事。另外，他还给了侄儿一部分财产。《旧唐书》讲到他的析产，说『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姚崇传》)。
明代后期，山东诸城人贡生高晓，有七个儿子，在世时给他们分家产，每人30亩田，但到他死时，小儿子没有如实得到，儿子中的高廷芳把他分到的那一份转让给小弟弟（方苞《望溪先生文集·高仲芝墓表》）。同时期，江南无锡人华效复病危之际，作了家事的安排，他有150亩地，三个孩子，每人分三分之一（《华氏传芳集·通奉大夫雍明府君宗谱传》)。
陆贾、石苞、姚崇等人的分家产，都是他们在世时进行的，这是分家的一种方式，即由家长主持。产业由其创造，分配时随其主张，诸子很少能反对的，这样分家时比较顺利，少发生纠纷。这种分法给家长也留一份养老财产，包括殡葬费也留足了，死后一般不会发生意外，等于自己发送自己，倒不会使子孙滞留不葬。这个分法传诸后世，时至今日，诸子分过，老人轮换去吃派饭的做法，即保留了它的一部分内容。
另一种历史上常见的分家方法，是兄弟们在父亲故世后自行分家，不过要请至亲长辈来主持，或做证人。东汉时会稽阳羡人许武，有两个弟弟许宴、许普。他向弟弟提出分开过，得到了同意，他就把家产分成三份，而每份的价值不一样，他首先要了有好田、大宅、强壮奴婢的那一份，把劣田、小宅、体弱奴婢的两份推给了弟弟，许宴、许普也都无异议地接受了。许武以所得的财力从事经营，没几年资产扩充为原来的三倍。他的邻居对许武的分家法看不惯，鄙视他的贪婪，赞扬他的弟弟们的容让精神。舆论就这样形成了，许宴、许普因而被郡太守选举为孝廉，出了名。这时许武请来家亲，哭着说：我不像做兄长的样子，主持分家干出那种丑事。其实我是因为两位弟弟都成年了，还没有荣禄，我想用那种分家法，给他们创造获得好名声的机会，今天果然得到了，我的名誉因而毁掉了也不要紧。现在我宣布，我把原来分的家财以及因此而扩充的产业，全部给我两位弟弟，表明我的原来想法。他说到做到，于是远方的近处的人都称赞他的义行，太守第五伦把他举为孝廉，他后来官做到长乐少府(《后汉书·许荆传》)。许武这样做，是故意制造分家产的不公平，作为取得名誉的手段。
在分家中义让的人史不绝书。明代吴江人曹大武兄弟九人，他出继伯父，伯父有田900多亩，理所当然由他继承，但是他八个弟弟在本生父亲家里所能接受的田地少，为照顾同胞，他要求祖父允许把他应接受的遗产共同分配，于是他只承继了300亩田（乾隆《震泽县志·别录》引茅坤文）。
以上两种分家法，对于财产的根本原则是同一的，就是诸子平均分配，不管少长，得到的都一般多，换句话说，父亲的儿子，都有同等的权利继承父亲的遗产。不仅上述事例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如元律就有《诸子均分财产》的条文，见于《元典章》卷十九《户部·家财》。这里所说的儿子是指正妻生育的，对于妾生的儿子，同样允许参加分配，元代就有『同亲过继男与庶生子均分家财』的规定。没有妾的名分的奴婢生的儿子也可以分得一部分财产，当然没有嫡生子多。如元代大名路人孙平有嫡子孙成，婢生子孙伴哥，孙平死后，孙成与孙伴哥为分遗产而打官司，政府判决，孙成得家产十分之八，孙伴哥得余下的十分之二（《元典章·户部·家产·补庶分家产例》)。只要是父亲血缘的人，都有财产继承权，至于继承多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在继承政治遗产上则有较大区别，在汉人当政的朝代，嫡庶长幼的名分观念很强，在嗣爵上，嫡子特别是嫡长子有优先权。
女儿有无财产继承权呢?上述事例都没有涉及，显然是没有份的，即没有资格继承娘家财产。女儿出嫁叫『于归』，就是婆家的人了，同娘家已经脱离家庭成员的关系，从而失去财产继承权。娘家给女儿财产，是在出嫁的时候给嫁妆，给的多少根据家庭经济情况，以不损害家庭经济为原则。有的娘家给的很多，甚至给田产，但这是陪嫁，为使女儿在婆家有地位，而不是分遗产。有的对女儿偏心，多给一点嫁妆，如元代福建莆田黄某，『爱其女，尽以腴田嫁之』。黄某没有儿子，以黄已为嗣子，他想把财产多给女儿一些，只有趁出嫁时陪嫁，否则以后就没有理由再给了（宋濂《宋学士文集·朝京稿·莆田黄府君墓志铭》)。也有给女儿分家产的，那是个别的例外。如脍炙人口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姻故事中，文君随相如出走，其父卓王孙生气，连嫁妆都不给，在相如文君夫妇开酒馆亲自佣作之时，卓王孙认为有辱家门太甚，才给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初嫁时衣被财物，打发他们到了成都。这是迫不得已给一些钱，还不是分家产性质。后来司马相如受汉武帝重用，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夷，蜀人以有相如为光荣的时候，卓王孙对相如刮目相看，悔恨女儿这门亲事来得晚了，于是重新给文君家产，与给儿子的一般多（《史记·司马相如传》）。这一次给钱，具有分家性质，但其所以给家产，并非女儿有这种权利，而是为了巴结女婿女儿，所以它没有什么普遍性，在女子与娘家遗产关系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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