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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古人的庭院散步_冯尔康【完结】(35)

  《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确,在封建时代,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母仪天下』者中的佼佼者。她帮助丈夫成就帝业,谏止丈夫的败政,料理好家中、宫中事务,造成家庭和睦的局面,她对于朱明王朝、对于朱元璋的家庭都作出了贡献。封建时代称颂她,有其道理,但是我们从马皇后身上,也看到古代女子悲惨的一面:她生活的一切就是为着丈夫,丈夫也就是她的生存价值;她没有个人的意志、爱好,没有男人那样的事业,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在那个时代,贤妻良母与女子做独立的人绝然对立,而且只能是前者,社会不允许她与丈夫做对等的人。那时,贤妻良母就意味着妇女为丈夫、儿子牺牲自己,生活失去了多少意义!?时代变了,再宣扬封建式的贤妻良母,用那个标准要求妇女,与妇女的解放背道而驰,至少是容忍摧残妇女的封建道德的存在,对现代妇女就太残忍了。

  第十节 明中叶四位庶吉士的读书生活

  明代中期有四个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官至尚书、大学士,为一时名相。他们青少年时代都有刻苦学习的生活经历,也以所读经书对人的规范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写作维持生计,这四个人是丘浚、刘健、李东阳和刘大夏。

  丘浚(1420~1495),字仲深,谥文庄,广东琼山人,幼年没了父亲,跟从母亲李氏学文化,由于用心读书和天资聪明,凡过目的书就能背诵出来。在求学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什么书可读,于是向人家借阅,有时为了要读某一种书,行走几百里去借书,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学有所成,考中广东第一名举人。景泰五年(1454)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留在院里为编修,从事文字工作,等于是边工作边学习,于是对明朝的历史与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浚传》)。

  刘健(1433~1526),字希贤,谥文正,河南洛阳人,父亲刘亮是县教谕,有学识,刘健好学有家传的因素。他在年轻时与同乡阎禹锡等交游,阎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的弟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响。天顺四年(1460)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学成为翰林院编修。刘健为了多读书,珍惜时间,不同人作无谓的往来,由于不懂得社交,被人看作是不随和的人(《明史》)。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谥文正。幼小学习,四岁就能写出一尺大的字,明景帝听说这个奇事,召他进宫,见他写得好,很高兴地把他抱着坐在膝上。后来景帝又两次召见他,听他讲《尚书》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让他进国子监学习。李东阳早学早熟,天顺八年(1464)18岁时中进士,点为庶吉士,散馆后与丘浚、刘健一样成为翰林院编修(《明史》)。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谥忠宣,湖南华容人,父亲刘仁宅是举人。大夏20岁中解元,与李东阳是同年进士,选庶吉士,学习结束,经考核,也应该留在翰林院为编修,但他乐意从事行政事务,经过再试合格,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史·刘大夏传》)。

  这几位庶吉士不仅在青年时代,而且做官以后,直到晚年,读书生活都始终不变。丘浚阅读用目力太勤,到老年依旧嗜学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没有停止阅览。

  李东阳善于写篆书、隶书,诗文也做得好,作品流传到域外。暮年致仕家居,经济也不宽裕,请他写字的、作诗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润笔补助生活。每当写作,他的夫人帮助铺纸、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纸笔,李东阳表示疲倦,不想写了,夫人说:假使今日请客,桌上没有鱼肉可以吗?李东阳想到生活,于是愉快地写起来。

  四位学人读儒家的书,以其观点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作为做人、做臣的准则。刘健、刘大夏都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懮责未已。』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于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看下述数事即可知我们说的不荒谬了。

  丘浚以翰林院侍讲参加《英宗实录》的修撰,当写到兵部尚书于谦之死问题时,有人要按照当时定的谋图不轨的罪名来写,丘浚不同意,认为要不是于谦守卫北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这个功绩不可磨灭。夺门之变时说他谋反,现在时间过去了,我们看清楚了,不是那么回事,对他的诬陷不能不给洗刷。杀于谦是英宗复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浚就敢于直言,是冒着较大风险的,可见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计个人利害。

  刘健和另一位大学士谢迁与宦官刘瑾作斗争,坚决要求诛杀刘瑾等八人,没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籍为民,毫不后悔。临终遗表,规劝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学,亲贤远佞』,要求国君勤政学习,做儒家规范的明君。

  明宪宗时有人提出恢复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皇帝向兵部索取下西洋图。刘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图,他认为郑和下西洋耗费钱粮太多,死伤的军民也多,得到的珍宝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反对再为找宝出洋,于是把地图藏匿起来,不让宪宗看(《殊域周谘录·古里》)。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事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再进行,刘大夏的反对,表明他有胆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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