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与田令孜主奴关系的不协调，是唐代后期君主与家臣关系状态的表征，这是唐朝中央集权加强的形势下，中后期藩镇割据危及皇权的形势下，宦官典军的条件下，不可改变地出现童昏之君，为太监愚弄，太阿倒持，主奴关系不立。
宦官掌权，多半治理乏术，暴敛无艺，小人得志，正人受害，引起政治斗争，以至爆发战争，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宦官弄权是乱政，是坏事情。太监作为一种职业，是服侍人的人，他们去干政，必然破坏政治格局，朝臣的反对是势所必然的，也就是说朝臣、内臣的斗争(唐代南衙北司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宦官没有经过从政的训练，不具备治理国事的素质，所具有的却是引诱人主作恶的宵小本领，因此弄权只能败坏政事，制造政治混乱。古人反对宦官干政，是从维护皇权立场出发，也是维护朝臣利益的，是以等级身份的观念卑视刑余之徒的宦官。我们对宦官干政也持批评态度，是从政治体制及其社会后果的结合来考虑的，问题倒不在于他们的身份，而是他们不具备从政条件。什么职业的人做什么事，俗语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该干什么的不干他那个行当，却偏要让他干行当以外的事，不能成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了。唐朝皇帝如果让太监守其本分，司其职务，比让他监军干政或许会要好一些，即使对皇家本身也会如此。管理政事的应当由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来从事，无疑政事会办得好一些。
古代贤人常常对皇帝讲『亲君子远小人』。太监就是小人的重要成分，贤明之君不当受小人之累，但是历代总有亲近小人的皇帝。太监就在皇帝身边，皇帝又是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他一受太监影响，政治就要败坏了，这也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从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君主与宦者的关系认识到，『远小人』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关键还在于皇权太重，他受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影响，就会在政治的清浊中反映出来，所以君主独裁才是真正可怕的，需要彻底清算的。
第九节 明清堕民的社会生活
浙江绍兴、宁波府和江苏常熟县有一种人叫『堕民』，户籍登记上叫『丐户』，但他们与《明代的丐头》一文中所讲的以讨要为生的乞丐绝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不以乞讨为职业，有其生活来源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特殊的人。
堕民是怎么来的，诸种典籍说法不一，已经不可能考证清楚，我们只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南宋初年有一部分人反对政府，或者还投降了金朝，南宋政府把他们打败后，杀戮之外，将剩下的人和叛变者的妻子儿女贬为贱民，世代不得改变。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登记户口，把他们定为丐户，继续作践他们。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按照规定，与平民迥然不同，诚如明人徐渭所说：『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盖四民向号曰：是出于官，特用以别且辱之者也。』(《青藤书屋文集·会稽县志诸论·风俗论》)下面我们一一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
明益庄王墓出土仪仗像俑男性堕民的主要职业是吹鼓、演戏、抬轿子，在他们生存的地区，这些事成为他们的专门活计，士农工商中没有人去做这种事。居民遇有红白喜事，地方官和士大夫有宴会，他们就去应役，岁时节日中的一些活动，如迎春祭芒神，腊月的打傩，均由他们化妆演出，除夕他们到民家鼓吹祝贺。他们因为抬轿，被称为『轿堕贫』。宁波民谣：『戛击戛击送，堕民抬夜桶。
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庚编《方言·童谣》)就是表现堕民给新娘往婆家送嫁妆的生活。
女性堕民从事保媒、卖珠、接生等活动。她们走街串户，到妇女当中去，由于良家女子轻易不能出门，所需要的东西不易到手，或者男人买的不顺心，堕民女子给她们送来所喜爱的物品，如化妆品脂粉花之类。堕民女子特别在婚姻上为人服务，为姑娘开面，做发髻，保媒，跟随或代表新郎迎亲，指导新娘完成繁琐的婚仪。
堕民还从事各种小手艺制作和做小买卖，塑造土牛、土偶，拗竹灯檠，捕蛙、龟，卖饧、饼，个别人打铁、制绳。
堕民基本上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干侍候人的活，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他们的劳动为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但是又被人看不起，视为低等的。他们的服务对象，就一个堕民讲，有一定的主顾；但从丐户整体讲，不属于某一个家庭、家族、特定的一部分人，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当然他们更多的是为社会上层服务。
堕民服务取得报酬，大体上不是一次一得，而是根据服务对象的财力和应役的状况来定。堕民女子往往比男子得到的多。她们出门随身携带口袋，以便随时接受顾主的施予物。宁波民谣嘲笑堕民妇女，有一句『花花包裹两肩肋』，就是反映拿大口袋领赏的现象。
堕民职业微贱，在内部却有贫富的不同。有的人拥有田产和金钱，有的一贫如洗，因此堕民尽管职业相同，但经济生活并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身份概念。何以见得?从堕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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