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双眼湿润，郑重道：“小兄弟，不行。官府立信，说一百金就一百金，岂能食言自肥？他日国强民富，百金之数何足道哉！拿上吧，小兄弟有功，救爷爷，盖房子，置地。”
少年恭敬的向卫鞅三叩，站起来双手接过大盘，捧到白发老人面前。老人泣不成声，扑地向卫鞅拜倒，“左庶长大人，让我的孙儿跟你从军吧。小民信你了，让他去报国吧。他父亲，我儿子，在少梁大战中死了……”
卫鞅扶起老人，“老人家，让小兄弟到县府从军吧，立军功有爵呢。”
“立功有爵？”老人惊讶的睁大眼睛，“庶民能有爵位？我儿子杀死了十个魏狗方死，如何啥也没有？”
卫鞅：“老人家，那是旧法，秦国马上要变法了。”
老人嘶哑的笑道：“这样说，这法是得变了。变了法，我等贱民也能光宗耀祖了，是么？”
“对，老人家，正是这样。”卫鞅大声回答。
这一番对话，场中听得清清楚楚。人们眼见少年拿到了一百赏金，对这位白衣左庶长的话自然信任有加，他说要变法，能有假么？人群高兴的一片欢呼，“说话算数，官府万岁！”卫鞅摆摆手，人们平静下来，他站上一块大石高声道：“父老兄弟们，秦国从明日开始，要实行变法了。你们会陆续看到官府颁布的新法令。这些新法，是要大家勤于耕作，勇于征战，有功便赏，有罪便罚；官员世族犯法者，与庶民同罪。今日徙木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说话是算数的，颁布的新法令必须忠实执行。守法有功者赏，违法有罪者刑。这就是强秦变法。只要秦国上下同心，官民同心，十年之内，秦国就会富裕起来，强大起来！”
全场一片欢呼，“官府万岁！变法强秦！”还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长万岁！”众人如梦方醒，立即奋力高喊，“左庶长万岁！”竟是大海波涛般连绵不绝。众人兴奋的喊声中，卫鞅一行已经悄悄的离开了。
随着三月二十栎阳大集的结束，左庶长徙木立信的故事迅速传遍了秦国山野村庄。
“一个老药农的小孙子，扛了一根椽子，便从左庶长手里得了一百金！”还有比这种故事更能激起穷苦庶民好奇心的么？人们络绎不绝的赶到南山里的商於山地，看老药农爷孙，听少年和老人讲述那迷人的梦幻般的故事。后来，有人还看到了老人盖的房子，看见县令为老人战死的儿子立的功德碑。一传十，十传百，官府的信誉便在这神奇的口碑中矗立了起来。再后来，人们就只有听老人一个人讲故事了。听说那个少年已经从军去了。
第七章 瓦釜雷鸣
一、左庶长开府震动朝野
秦孝公并没有轻松起来，他忙的是另一番事情。
卫鞅虽然已经明确做了左庶长，成为总摄国政的大臣。但卫鞅如何行使权力，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这是国君要匡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卫鞅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使之立即投入运转。去冬大雪天的时候，秦孝公就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决意仿效东方列国，使卫鞅成为开府治国的丞相。丞相开府治国，这是进入战国后东方列国的普遍做法。所谓丞相开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全权处置国家日常政务，国君只保持军权、官吏任免权和大政决策权。国君和开府丞相的这种分权治国，在战国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准。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象魏国、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国王其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就是因为国家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国家由于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大大的有利于国家稳定。
但是，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长期的马上征战，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早秦部族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便是全部最高权力。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但与东方大国相比，依然带有浓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在这一点上，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这就是周文王。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拢吸收，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同一性。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长。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劝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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