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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_孙皓晖【6卷完结】(1479)

  一番叙说,嬴政听得感喟不已。

  直到逐客令废除,决意重上泾水河渠之时,嬴政内心都一直认定:泾水工程之所以十年无功,除了民力不足,一定是与吕不韦及郑国之间的种种纠葛有关。听老人说了这些难处,嬴政才蓦然悟到,这十年之期,原本便是该当的酝酿摸索之期,若没有这十年预备,他纵然能派出一百多万民力,只怕泾水河渠也未必能如此快速的变成天下佳水。

  “老人家,你说这大渠几时能完工啊?”嬴政高兴得呵呵直笑。

  “指定九月之前!”老人一拍胸脯,自信的神色仿佛自己便是河渠令。

  “老人家,这泾水河渠,叫个甚名字好啊?”

  “不用想,郑国渠!老百姓早这样叫了。”

  嬴政大笑:“好好好!大功勒名,郑国渠!”

  说话之间,暮色降临。王绾过来低声说,最好在河渠令幕府歇息一夜,明日再走。嬴政站起来一甩马鞭,不用,立即出山。转身又吩咐赵高,将随行所带的牛肉锅盔,全部给老人与小姐姐留下。老人与小村姑刚要推辞,赵高已经麻利地将两个大皮囊搁在了老人面前,说声老人家不客气,便一溜快步地追赶嬴政去了。老人村姑感慨唏嘘不已,一直追到山头,殷殷看着嬴政一行的背影消逝在茫茫山林。

  三、法不可弃 民不可伤

  嬴政一行出得中山背后的民工营地,正遇兼程赶来的蒙恬马队。嬴政没有多说,一挥手吩咐出山,连夜回到了咸阳。一进书房回廊,嬴政撂下马鞭一阵快捷利落地吩咐:“长史立即召大田令太仓令前来议事。蒙恬不用走,留下参酌。小高子快马赶赴泾水河渠,讨李斯一句回话:今夏赋税,该当如何处置?我去冷水冲洗一下,片刻便来书房。蒙恬等我。”

  一连串说完,嬴政的身影已经拐过了通向浴房的长廊。

  蒙恬独坐书房,看着侍女煮茶,心头总是一动一动地跳。

  在秦国朝野的目光中,王翦、蒙恬、王绾、李斯是年青秦王的四根支柱,其中尤以蒙恬被朝野视为秦王腹心。王翦是显然的上将军人选,被秦王尊以师礼,是新朝骨干无疑。可王翦秉性厚重,又有三分恬淡,加以常在军营,所以很少与闻某些特异的机密大事。朝野看去,王翦便多了几分外臣意味。王绾执掌王室事务,是国君政务行止的直接操持者,自然也是最多与闻机密的枢要大臣。可是,王绾长于理事,见识谋略稍逊一筹,对秦王的实际影响力不大。更有一样,王绾执掌过于近王,有些特异的大事反倒不便出面,其斡旋伸展之力,自然便要差得些许。李斯出类拔萃,可新入秦国不久,又兼曾经是吕不韦门客舍人,正在奋力任事的淘洗之中,堪托重任而决断长策,一时却不太适宜与闻机密。只有蒙恬,论根基论才学论见识论胆魄论文武兼备,样样出色。甚至论功劳,目下的蒙恬也是以“急国难,息内乱”为朝野瞩目。而这两样,恰恰都是邦国危难的特异时刻的特异大事,事事密谋,处处历险,必得堪托生死者方得共事。譬如消解吕不韦权力这样的特异大事,谁都不好对吕不韦公然发难,只有蒙恬可担此重任。更有一处别人无法比拟,蒙恬是秦王嬴政的少年挚友,两小无猜,互相欣赏互相激励,说是心贴心也不为过。年青的秦王见事极快,决事做事雷厉风行,自然便有着才士不可避免的暴躁激烈。可是,秦王从来不屈士,对才学见识之士的尊崇朝野有目共睹。只有对蒙恬,秦王可以不高兴便有脸色,时不时还骂两句粗话。当然,蒙恬也不会因为年青秦王的脸色好坏而改变自己的见解,该争者蒙恬照争,该说者蒙恬照说。因由只有一个,自从蒙恬在大父蒙骜的病榻前自承“决意与他相始终”的那一日起,蒙恬的命运,甚至整个蒙氏家族的命运,便与嬴政的命运永远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但遇大事,蒙恬不能违心,不能误事。

  今日,蒙恬却犯难了。

  赋税之事,是邦国第一要务。秦王方从泾水归来,一身风尘便提起此事,分明是秦王对今岁赋税刻刻在心。秦王在泾水不见李斯,回来后却立即派赵高飞马讨李斯主意,除了不想干扰正在紧急关头的李斯,分明便是秦王对今岁的赋税如何处置,心下尚没有定见。那么,蒙恬有定见么?也没有。蒙恬只明白一点,今岁赋税处置不当,秦国很可能发生真正的动荡,泾水河渠工程中途瓦解也未可知。

  今岁赋税之特异,在于三处。

  一则,荒年无收,秦国腹地庶民事实上无法完赋完税。二则,秦法不救灾,自然也不会在灾年免除赋税;以往些小零碎天灾,庶民以赋(工役)顶税,法令也是许可的;然则,今次天下跨年大旱,整个秦川与河西高原的北地、上郡几十个县都是几乎颗粒无收,庶民百余万已经大上泾水河渠,赋役顶税也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秦国法令所允许的消解荒年赋税的办法,已经没有了,除非再破秦法。三则,中原魏赵韩也是大旱跨年,三国早早都在去冬已经下令免除了今岁赋税,之后都汹汹然看着秦国;而秦国,在开春之后还没有关于今岁赋税的王令,对国人,对天下,分明都颇显难堪。

  三难归一,轴心在秦法与实情大势的冲突。也就是说,要免除赋税,得再破秦法;不免除赋税,又违背民情大势;而这两者,又恰恰都是不能违背的要害所在。更有一层,年青的秦王嬴政与一班新锐干员,其立足之政略根基,正是坚持秦法而否定吕不韦的宽刑缓政。要免除赋税,岂不恰恰证明了《吕氏春秋》作为秦国政略长策的合理性?岂不恰恰证明了吕不韦宽政缓刑的必要性?假如秦王嬴政与一班新锐干员自己证明了这一点,先前问罪吕不韦的种种雄辩之辞,岂非荒诞之极?用老秦人的结实话说,自己扇自己耳巴子!可是,不这样做而执意坚守秦法,庶民汹汹,天下汹汹,秦王新政岂不是流于泡影?六国若借秦人怨声载道而打起吊民伐罪的旗号,重新合纵攻秦,秦国岂不大险?纵然老秦人宽厚守法,不怨不乱,可秦王嬴政与一班新锐未出函谷关便狠狠跌得一跤,刚刚立起的威望瞬息一落千丈,秦王新政举步维艰,秦国再度大出岂不是天下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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