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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_孙皓晖【6卷完结】(1536)

  自少时开始,嬴政酷好读书习武两件事。论读书,自立为太子,嬴政便是王城典籍库的常客。及至即位秦王虚位九年,嬴政更是广涉天下诸子百家,即或是那些正在流传而尚未定型的刻本,嬴政也如饥似渴地求索到手立马读完。对于天下兵书,嬴政有着寻常士子不能比拟的兴味。春秋战国以来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更是他最经常翻阅的典籍。昔年,上将军蒙骜多与年青的嬴政谈论天下兵书。蒙骜尝云:“孙吴三家,世之经典也,王当多加揣摩。”嬴政却感喟一句:“三家精则精矣,将之兵书也!”蒙骜讶然:“兵书自来为将帅撰写,秦王此说,人不能解矣!”嬴政大笑云:“天下大兵,出令在王。天下兵书,宁无为王者撰写乎!”蒙骜默然良久,拍了拍雪白的头颅:“论兵及王,兵家所难也。王求之太过,恐终生不复见矣!”嬴政又是一阵大笑:“果真如此,天下兵家何足论耳!”

  这部《尉缭子》令嬴政激奋不能自已者,恰在于它是一部王者兵书。

  自来兵书,凡涉用兵大道,不可能不涉及君王。如《孙子·始计篇》、《吴子·图国篇》等,然毕竟寥寥数语,不可能对国家用兵法则有深彻论述。《尉缭子》显然不同,全书二十四篇,第一卷前四篇专门论述国家兵道,实际便是君王用兵的根基谋划;其后二十篇具体兵道,也时时可见涉及庙堂运筹之总体论断,堪称史无前例的一部王者兵书。嬴政读书历来认真,边读边录,一遍读过,几张羊皮纸已经写满。《尉缭子》的精辟处已经被他悉数摘出归纳,统以“王谋兵事”四字,所列都是《尉缭子》出新之处:

  王谋兵事第一:战事胜负在人事,不在天官阴阳之学。

  这是《尉缭子》不同于所有兵书的根本点——王者治军,必以人事为根基,不能以占卜星相等神秘邪说选将治兵或预测胜负。其所列举的事例,是第一代尉缭与魏惠王的答问。嬴政在旁批曰:“笃信鬼神,谋兵大忌也。君王以鬼神事决将运兵而能胜者,未尝闻也!恒当戒之。”嬴政认定,这一点对于君王比对于将领更为重要。将领身处战场,纵然相信某些望气相地等等征候神秘之学,毕竟只关乎一战成败。君王若笃信天象鬼神之说,则关乎根本目标。譬如武王伐纣,天作惊雷闪电,太卜占为不吉,臣下纷纷主张休兵;其时太公姜尚冲进太庙踩碎龟甲,并慷慨大呼:“吊民伐罪,天下大道,何求于朽骨!”武王立即醒悟,决然当即发兵。若非如此,大约“汤武革命”便要少去一个武王了。唯其如此,君王一旦笃信神秘之学,一切务实之道都将无法实施。所以,立足人事乃君王务兵之根基。

  王谋兵事第二:兵胜于朝廷。

  《尉缭子》反复陈述的邦国兵道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显然,这绝不是战阵将军视野之内的兵事,而是邦国成军的根本国策,是以君王为轴心的庙堂之算。也就是说,朝廷谋兵的最高运筹是:国富民强,不战而威慑天下,不得已而求战阵。故此,一国能常胜,首先是朝廷总体谋划之胜。

  王谋兵事第三:不赖外援,自强而战。

  春秋战国多相互攻伐,列国遇危求援而最终往往受制于人,遂成司空见惯之恶习。《尉缭子》以为,这种依赖援兵的恶癖导致了诸多邦国不思自强的痼疾。是以,尉缭提出了一个寻常兵家根本不会涉及的论断:量国之力而战,不求外援,更不受制于人。嬴政特意抄录了《尉缭子》这段话:“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实则数万。且(发兵之先)其君无不嘱其将:‘援兵不齐,毋做头阵先战。’其实,(援兵)终究不力战……(纵然)天下诸国助我战,何能昭吾士气哉!”而求援与否、援兵出动之条件及对援兵的依赖程度,也是庙堂君王之决策,并非战场将领之谋划。嬴政在旁批下了大大十六个字:“量力而战,是谓自强,国不自强,天亦无算!”

  王谋兵事第四:农战法治为治兵之本。

  嬴政读《尉缭子·制谈第三》,连连拍案赞叹:“此说直是商君治兵也!大哉大哉!”嬴政所赞叹的,是尉缭子明确拥戴商鞅的农战法治论。嬴政自己是《商君书》与商君秦法的忠实追随者,对尉缭的论说自然大大生出共鸣。《尉缭子》云:“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我号令,明我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之论,明确两点:一是依法治军,是为形式;一是重农重战,是为治军基础。天下自有甲兵,便有军法,任何国家任何大军皆然。但是,自觉地将军法与邦国变法融为一体推行者,寥寥矣!至少在战国兵家著述中,尉缭子史无前例。嬴政感喟不已,在旁批下两行大字:“如此国策,将军不能也,唯庙堂朝廷能行也,宁非君道哉!”

  王谋兵事第五:民为兵事之本,战威之源。

  自有兵家,鲜有将民众纳入战事谋划视野者。这一点,也是尉缭子开了天下先河。“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旺盛)则斗,气夺则走。”基于将民众看作战胜之本,尉缭子提出“励士厚民”为国家治军之本,并据以划分出国家强盛的四种状态:“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嬴政读之奋然,大笔批曰:“秦不赖民,安得长平之战摧强赵乎!秦不赖民,安得一天下乎!王国富民,而民能为国战,君王谋兵之大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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