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原因固然复杂多样，譬如秦国间离燕赵，暗中支持燕国与赵国为敌，从而达到削弱强大赵国的目的，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历史逻辑展现出的根源却只有一条：燕国以天子号老贵族自居，对这个后来崛起的强大邻国抱有强烈的嫉妒与蔑视，必欲使其陷于困境而后快。只能说，这是王道迂政之风在最后的变形而已。
王道政治传统，曾经在秦国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国，使秦国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国在秦国成为不能违背的传统。直到秦孝公的《求贤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确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书·更法》记载的秦国关于变法决策的论战，当时的执政大臣甘龙、杜挚反对的立足点很明确，就是维护秦国传统：“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另一反对派大臣杜挚则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两派激烈争论，都没有涉及变法之具体内容，而都紧紧扣着一个中心——如何对待本国的政治传统？成法该不该变？商鞅的两次反驳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驳甘龙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商鞅反驳杜挚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必多是也。君无疑矣！”
商鞅的求变图存理论，是战国时期变法理论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变法派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其变法内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政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觉清醒，而能说服秦孝公决然地抛弃旧的政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由此，秦国强大，秦国确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从此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
燕国则不同，乐毅与燕昭王的变法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没有对燕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训练新军等等事务新政。显然，这种不涉及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稳定持续地强大，一旦风浪涌起，旧根基旧理念便会死灰复燃。
燕国的悲剧，就在这种迂政传统的反复发作之中。
无论是处置实际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言论中都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王道大言，于实际政见之冲突却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地既不涉及对赵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乐闲离赵的是非评判，只是大发一通迂阔之论，绕着谁对不起谁做文章。两千余年后读来，犹觉其絮叨可笑，况于当时大争之世焉！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之话感慨云：“召公夷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司马迁将燕国长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归结于“天下阴德”说，姑且不论。然则，司马迁对燕国灭亡之原因，却没有涉及。
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根本所在。
第八章 失才亡魏
一、一旅震四方 王贲方略初显名将之才
兵士们尚在构筑营垒，王贲接到了秦王的紧急书令。
五万精锐铁骑从燕国兼程南来，一路四日始终没有咸阳王使的路令，这教王贲很是有些意外。秦军但凡两万人以上出动便是例行重兵，其进军使命、粮草补给、民力征调、驻地日程等都有明白无误的法度照应。往往越是机密用兵，事先确定行兵方略就越是详尽。期间种种具体事宜，几乎随时都会在路途接到相关书令，此所谓路令。王贲此次南下是奉王命回兵，王翦幕府不再对其节制，所需要的只是依照咸阳王命行事。然在蓟城大营，姚贾所持的王书以及姚贾转述的事实，所申明的都是调兵的大略缘由，大军南下的一应具体事宜只字未提。王贲以机密军务之成例行事，上路半日后向姚贾请命行程方略。不料姚贾淡淡一笑道：“老夫只管调兵，余皆未奉成命，少将军只能自决了。”因了父亲王翦的原因，军中皆呼王贲为少将军，姚贾自不例外。听姚贾如此一说，王贲这才认真起来，在大军歇马冷炊的半个时辰里立即做出了决断：兼程南下，直抵洛阳东南的伊阙要塞。姚贾问其故，王贲只说了一句话：“伊阙咽喉，兼顾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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