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子”之说？只能说明，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的弹性的。毕竟，这道政令的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潮相呼应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书本身。
其四，禁私学。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以至鼎盛，私学之兴起居功至伟。帝国政令禁止私学，对中国文明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焚书”与“禁议事”两项。因为，这是从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私学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学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深山大泽，或得改换名目以继续传授学问。后世史家发掘这一方面的史料极少，只有一条记载，这便是《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楚元王交，字游……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子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其五，立官学。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根基在确立官学。立官学，是禁私学的必然补充。但从实际情形看，秦帝国之初正当战国私学传统极其强大之时，官学在事实上也只能是国家设立的博士学宫而已，各郡县尚没有兴办官学之记载。
帝国政令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以律师为传授教习。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体系，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蕴含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实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焚书”事件。与其后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个秦帝国，因此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两千余载厚诬之下，已经无以使后人认知全貌了。人们因此而将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将秦帝国视作暴秦。甚或不屑于做任何历史真相的追究了。作为一起有着深刻历史背景，且发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书”事件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已经被后世儒家夹杂着仇恨心理的单向价值评判所淹没了。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单向评判，大大掩盖了“焚书”事件的反复辟的政治本质。在岁月流逝的长河中，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这种评判，折射着我们民族时常痉挛性发作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着我们常常因这种刻意失察而导致的种种悲剧。至少，人们已经忘记了，“焚书”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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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氏春秋·仲冬纪》云：“仲冬之月……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命之曰畅月。是月也，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
② 阳武博浪沙，阳武为秦县名，大体在今开封西北。博浪沙为其时驰道路段名，大体在今开封与郑州之间，在今河南原阳县。博浪沙事件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韩国旧贵族张良主谋。
三、光怪陆离的铁血儒案
博士学宫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惊蛰朝会的次日夜里，统领学宫的文通君孔鲋逃亡了。博士仆射周青臣连夜禀报了奉常胡毋敬，两人一起夤夜晋见皇帝。嬴政皇帝却是淡淡一笑：“走了也好，只要儒家不生事，去留自便。”胡毋敬周青臣一时大为惶惑，秦政历来法行如山，高悬廷尉府正堂的便是商君名言：“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皇帝更是从未宽恕过一个罪犯。如何有封君爵位的大臣逃亡了，皇帝竟能淡然处之？
嬴政皇帝见两人愣怔，又是淡淡一笑道：“孔鲋并无实际职掌，其心又不在国政，走便走了。焚书也好，禁议也好，本意都在威慑而已，还能真杀这些文士了？”两人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出得皇城便呵呵笑了。奉常胡毋敬总领文事，便叮嘱周青臣：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于是，周青臣回到博士学宫也便没了任何动静，只与几个志在治学的博士埋头整理经典。
周青臣没有料到，孔鲋逃亡之后的三日里，博士连续逃亡四十余名，几乎清一色的儒家博士，七十二博士只剩下了二十余名博士。周青臣大为惊慌，立即再次禀报胡毋敬，两人又再次进了皇城。皇帝这次显然认真了一些，召来丞相李斯共同议决。李斯见嬴政皇帝并无追回逃亡博士之意，思忖片刻，提出了一个方略：在焚书令之后，立即颁行一道广召天下文学之士的诏书，一则可向天下彰显秦政弘扬文明之宗旨，二则可使天下学人聚集国府昌盛官学，三则可消解博士逃亡之种种非议。
胡周两人立即赞同，周青臣还特意补充道：“广召文学之士，又不究博士擅自逃亡罪行，儒家有可能生出的流言，便会不攻自破！”嬴政皇帝笑道：“既云广召，索性也将方士术士一并延揽，免得此等人在民间滋事。”显然，皇帝对方士术士并无反感，却也带有几分戏谑。胡周两人是立即赞同了。李斯却有些犹豫，迟疑着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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