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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_孙皓晖【6卷完结】(1838)

  胡毋敬明白者何?盖当初李斯将惊蛰大朝之议,以奏章形式正式呈报后,嬴政皇帝的朱批是:“制日:可。”当初,帝国群臣正在愤激之时,谁也没有仔细体察其中况味。胡毋敬则总觉焚书令雷声大雨点小,心下多有疑惑然也未曾深思,今日皇帝对孔府藏书如此淡漠,实则默认了孔府藏书之事实,胡毋敬认真追思,方才恍然明白:皇帝一开始便对焚书采取了松弛势态,“制日”的批示形式,已经蕴含了这种有可能的缓和。

  帝国创制时,典章明白规定:命为“制”,令为“诏”。命的本意,是诸侯会盟约定的条文或说辞;令的本意,则是必须执行的法令。由此出发,“制”与“诏”作为皇帝批文的两种形式,其间也有区别:制,相对缓和而有弹性,其实质含义是“可以这样做”;诏,则是明确清楚的命令,其实质含义是“必须这样做”。到嬴政皇帝时期,秦政已经非常成熟,在百余年中所锤炼出的极其丰厚的大政底蕴,对繁剧国事的处置之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天下大事如此之多,君王未必总是以命令方式行事,其间必然有许许多多需要谨慎把握的程度区别。所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君王言论如丝般细小,传之天下则会剧烈扩大——说的便是君王政令的谨慎性。唯其如此,帝国创制之时,特意将皇帝的批示形式分作了两种:“制”为松缓性批示,实施官员有酌情办理之弹性;“诏”为强制性批示,实施官员必须照办。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最高文告形式的独特创新。《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云:

  “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说的正是这种君王文告的创制。嬴政皇帝对李斯的焚书奏章以“制日”批示——可以这样做,而不是以“诏日”批示——必须这样做。

  其间分野,自有一番苦心。

  然则,卢生侯生逃亡,进而儒案爆发,嬴政皇帝变了。

  变之根由,在于由此而引发的两件事:一则,涉案儒生多有举发,言文通君孔鲋主事学宫期间,与六国老世族多有勾连,多次参与六国世族公子宴会论学,曾邀诸多儒生与宴,席间每每大谈诸侯制;二则,薛郡急报,孔府故里多日异常,似有举族逃乡之象。对于儒生举发,嬴政皇帝虽则不悦,却也没有如何看重,只淡淡一句道:

  “其时尚未有惊蛰大朝,此等书生议论,说便说了。”然自薛郡急报之后,嬴政皇帝却显然有些愤怒了——这孔鲋还能当真没有了法度?擅自逃国,对朕一句话没有!

  如今又要擅自逃乡,不做大秦臣民了?纵然如此,嬴政皇帝也还是没有大动干戈,只吩咐御史大夫冯劫派出干员到薛郡督导查勘,并未生出缉拿孔鲋之意。然则未过多日,冯劫派出的御史丞发来快马密报:两名乔装成商旅的人物进入了孔府,其中一人是逃亡的卢生。

  “目无法度,莫此为甚!”

  嬴政皇帝顿时大怒,手中的铜管大笔砸得铜案当当响,立即下令冯劫率两千马队赶赴薛郡围定孔里,不使孔门一人走脱!冯劫走后,嬴政皇帝兀自愤怒不已,连连大骂:“孔儒无法!无道!无义!勾连复辟,大伪君子!枉为天下显学!”吓得远远侍立的赵高大气也不敢出。骂得一阵,嬴政皇帝大喝一声,“小高于!去孔里!”

  赵高风一般卷出。片刻之后,嬴政皇帝登上了赵高亲自驾驭的六马高车,在一支三百人马队护卫下风驰电掣飞出了咸阳。

  次日暮色,皇帝车马抵达薛郡时,孔里已经空荡荡了无人迹了。

  冯劫禀报了经过:他的马队是午后时分赶到的,其时孔里一片仓促离去的狼藉,但已经没有了一个人影。经搜索查证,孔族千余人分多路全数逃亡,去向一时不明,孔府未见可疑之物。嬴政皇帝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庄院,冷冷笑道:“好个孔府儒家,终究与我大秦新政为敌也!彼不仁,朕何义?先开孔府石墙!”

  片刻之间火把大起,一千甲士在薛郡营造工师指点下,开始发掘孔府内所有的新墙。不到两个时辰,十几道新墙全部推倒,然却只有数百卷农工医药种树之书,未见一卷诗书典籍。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一时没了声息。嬴政皇帝端详一阵,突然一阵大笑道:“好!儒家也学会了疑兵欺诈,足证其护典之说大伪欺世也!”转身下令道,“在孔里扎下行营。朕偏要看个究竟,这个孔鲋还有何等行骗小伎!”

  行营堪堪扎定,李斯姚贾胡毋敬三位大臣也风尘仆仆赶到了。

  嬴政皇帝当即在孔府正厅小宴,一则为三位大臣洗尘,一则会商如何处置孔儒事件。薛郡郡守与冯劫先后禀报了种种情形,之后,胡毋敬向姚贾一拱手道:“敢问廷尉,孔儒之触法该当几桩罪行?”姚贾道:“依据秦法,孔儒触法之深前所未见。其一,孔鲋身居高爵,不辞官而擅自逃国,死罪也;其二,抗法而拒缴诗书,死罪也;其三,以古非今,鼓噪复辟,妄议大政,灭族之罪也;其四,裹挟举族离乡逃匿,既荒废耕田,又实同民变,灭族罪也;其五,藏匿重犯卢生,不举发报官,连坐其罪,同死罪也。至少,如此五大罪行不可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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