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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_孙皓晖【6卷完结】(1857)

  第一次大巡狩是灭六国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时年嬴政四十岁。这次是出巡陇西、北地两郡,一则巡视西部对匈奴战事,二则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事。这次出巡的路线是:咸阳——陈仓——上邦——临洮——北地——返经鸡头山——经回中宫入咸阳。这次路程不长,然全部在山地草原边陲行进,且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危险,其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时年嬴政四十一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河外——峄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长江——安陆——南郡——入武关归秦。从路程之遥与沿途举措之多看,大体是初春出初冬归,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确立帝国威权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举措是四则:其一,峄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禅,梁父刻石,以当时最为神圣的大典,确立帝国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慑逃亡遁海之复辟者;其四,作琅邪台并刻石,系统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列位看官留意,这个伟大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战乱中消失几尽,帝国华夏大地所留下的实际遗迹便成为弥足珍贵的直接史料。譬如峄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见于《史记》,对于非常注重言论记载的太史公而言,绝不会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马迁时已经湮灭,或被掩盖隐藏,而后世重新得以发现。唯其弥足珍贵,不妨录下三篇刻石文辞①,以窥帝国风貌——

  峄山刻石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二十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悠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梁父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维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事。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戈。六亲相保,终无贼寇。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后,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会商,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民少动荡不休,尚能刻石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于是,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

  列位看官留意,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谓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谓一量,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这一事实是说,秦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统一,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在诸多史家(包括军事史、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总要》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镞,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事实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确实无误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可见其重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确。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其二是“六亲相保,终无贼寇。”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六亲相保”,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贼寇”。也就是说,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通过相互举发犯罪,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没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因为这一实际效果,秦统一中国之后,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自秦之后,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应该说,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战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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