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今日地理位置，渔阳郡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与怀柔之间，颍川郡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地带，陈郡在今河南省淮阳周口地带。若以稍北的阳城县为出发点北上至渔阳，地图直线距离大体一千公里上下，计以种种实际曲折路程，则大体在三千余里上下。若以稍南的陈城为出发点，则距离无疑超越三千里了。也就是说，这支徒步赶路的徭役队伍，每日至少要走八十余里到百余里，才能在期限内到达渔阳郡。以常人步行速度，每小时大体十里上下，每日至少得走八小时到十余小时，若再加上歇息造饭扎营劳作，以及翻山越岭涉水过险等等艰难路段，几乎每日至少得奔波十五六个小时。对于长达两三千里的远途跋涉，这是紧张又紧张的。战国兵法《尉缭子》云：“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一日百里，这是久经训练的军旅行军速度，而且仅限于千里之内才能如此兼程行军；若距离超过千里，则在古代历来视为长途异常行军，通常不会硬性限定时日。秦法之根基是商鞅变法时所创立的法律，其时秦国领土路程至多不过千里上下，以兵法行军要求徭役，民力尚能支撑。而二世胡亥即位后以赵高申法令，“用法益刻深”，竟至对长途跋涉三千里的徭役民力，也以每日百里之速度限期抵达，显然是太过苛刻而不合常理了。
此前，由于陈郡地广路远，闾左徭役集中较慢。颍川郡的陈胜接到郡守书令，于五月中便领着颍川郡的四百余名闾左民力南下，赶赴陈郡的陈城先行等候。临行之时，陈胜找到周文辞行，对官府的这种不就近而就远的做法大为不解，又骂骂咧咧不想做屯长了。周文说，这也是郡守没办法的办法，让四百余人在颍川郡空等十来天，空耗颍川郡府库粮食不说，万一跑了几个人或出了甚意外，岂不是郡署的大麻烦？周文也是沮丧得牢骚满腹，说如今这官府谁还担事，谁担事谁死得快，是我也赶紧将你推出去了事。陈胜只有借着酒意大骂了一通院中老树，万般无奈地走了。
三五日间赶到了陈城，陈郡民力尚在聚集。陈胜吴广密商一阵，每日便拉着两个因押解重任而被称为“将尉”的县尉去小酒肆盘桓，饮些淡酒，嚼些自家随身带来的山果面饼，没话找话地说着，左右要结交得两个将尉热络起来。这是陈胜的主意。陈胜说，几千里路限期赶到，牛马都能累得半道趴下，何况是人？闾左子弟素来轻蔑我等闾右民户，再不交好这两个将尉，你我就是老鼠钻进风囊两头受气。诚实厚重的吴广赞同了，且立即拿出了自家的五六十枚半两钱，与陈胜一起凑了百钱之数。几日下来，两个将尉觉得陈胜吴广很是对路，竟轮流提着一袋子半两钱，邀两个屯长到陈城的大酒肆吃喝了两次，痛饮了一番。及至进发令颁下时，四个人已经是相互称兄道弟了。自然，两个将尉都是大哥，陈胜吴广只能是小兄弟。
不料，进发令一宣，九百多人立时嚷嚷得鼎沸。
一个月期限太紧，根本赶不到，不是分明杀人么？全部愤愤然地嚷叫，都脱不开这几句话。陈胜还没开口，阳城将尉便吼喝起来：“嚷嚷甚！都给我闭嘴！听我说！”待人群渐渐安静下来，阳城将尉高声道：“郡守已经请准了太尉府：期限不能改！路径自家选！到渔阳有两条路：一条渡河北上，经河内北上，过邯郸郡、巨鹿郡、广阳郡，最后抵达渔阳郡！一条路向东南下去，经泗水郡，再北上过薛郡、济北郡，从齐燕大道进入渔阳郡！选哪条？自家说！”将尉话音落点，林下营地立即乱纷纷嚷叫起来，各说各理纷纭难辨。吴广见状，跳上土台高声道：“都莫嚷嚷！听屯长说话！”闾左徭役们这才想起还有两个闾右屯长，一时闹哄哄嘲笑起来：“还屯长哩！
屯长知道渔阳郡在南边还是北边？泗水郡在东面还是西面？啊！”陈胜不禁腾地蹿起一股心火，却压住了火气跳上土台高声道：“诸位！陈胜既是屯长，便得为众人做主！路要自家走。俺说得对，大家便听！俺说得不对，大家便不听！如此鸡飞狗跳，能选定路径么！”几句话喊罢，营地中竟出奇地安静了下来。显然，闾左徭役们都没有料到，一个闾右贱户还能说出如此理直气壮的一番话来。
“俺说！”陈胜的声音昂昂回荡，“北上路近，然却没有直通大道。一路山高水险，走得艰难，还免不了跌打损伤死人。看似近，实则远！走东南再北上，看似远得许多，却有中原驰道、楚齐驰道、齐燕驰道三条大路！运气要好，中间还可趁便坐坐船歇歇脚，其实是近！最大的好处是，免得死伤性命！诸位说，哪条道好？”
“东南道好——！”林下齐声一吼，没有一个人异议。
“两将尉如何？”陈胜一拱手请命。
“娘的！这乱口汹汹竟教兄弟一席话摆平了，中！”阳夏将尉大是赞赏。
“都说好，我还说甚？明日上路！”阳城将尉大手一挥定点了。
列位看官留意，这支徭役部伍的行进路线，是一个很少为人觉察的历史奥秘。
奥秘所在者，出事之前的行进路线与原本所去之目标，全然南辕北辙也。《史记·陈涉世家》是直然连接：“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逋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此后便是叙述起事经过，根本没有说明何以北上渔阳却到了东南泗水郡的蕲县大泽乡，何以如此南辕北辙？于是，后世有了诸多的猜想、剖析与解密。最富于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是：这是一支秦军的叛逆部伍，根本不是徭役民力，是着意背离目标而远走东南发动叛乱的。就实而论，《史记》没有交代原因，应该是没有将此当做一个问题。因为，秦代交通干道的分布，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还是很清楚的，最大的实际可能是：除非大军作战需要，徭役商旅等民力北上都走这条很成熟的平坦大道；民众很熟悉，官方也很熟悉，无须特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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