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悲剧在于：寸心煎熬之下，李斯终未能恢复法家名士当有的烈烈雄风，而对下作昏聩的君主始终存有无尽的奢望，对奸险阴毒的凶徒始终没有清醒的决断，以致最终以最屈辱的非刑被杀戮。无论是以当时的潮流精神，还是以普世的历史价值观，李斯都没能做到冯去疾冯劫那般以生命的最后闪光维护了人生的尊严。作为大政治家的正义原则，作为奋争者的性恶底蕴，并存于李斯一身，最终淹没了李斯为之奋争的帝国大业，也留下了放行阴谋并与之同流合污的劣迹，更屈辱地毁灭了自己生命。此，李斯之悲剧所在也。
李斯是政治家的前车之鉴，也是所有奋争者的一面镜子。
在《史记·李斯列传》之后，太史公有一则独特的评判：“李斯以闾阎（平民）历诸侯，人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列位看官留意，太史公评判有三层意思，独特处在最后：其一，简说了李斯的功业人生；其二，指出了李斯所犯的诸般过失，以及最后的徒然作为：“诸侯已畔，乃欲谏争，不亦末乎！”（天下大乱之时，李斯才想到强力谏争，不是晚了么！）最后，太史公指出了一个普遍误解，“人皆以斯极忠”。显然，太史公不赞同以李斯为“极忠”之臣的评判。经过对李斯的根本性考察，太史公表示自己与俗议是不同的，明白表示：如果说李斯没有末期罪责，那李斯的历史地位便可与周公、召公并列了。也就是说，至少在西汉之世，普遍的看法还是将李斯做忠臣对待，对李斯的五刑惨死是深为痛惜的。《汉书·邹阳传》记载邹阳评价云：“李斯竭忠，胡亥极刑。”《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评价云：“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盐铁论·毁学篇》记载桑弘羊评价云：“……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泰山。”司马迁首次认定，凡此等等单说一面之词的评判，都是“俗议”。这种认定，实际是将李斯做了两重人物对待，而不将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忠臣对待，但也没有否定李斯的前期功绩。可以说，在司马迁对帝国君臣的种种评判中，对李斯之评论最为客观公正。
四、赵高野心昭彰 胡亥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结局
李斯死了，赵高骤然膨胀了。
在始皇帝之后的君臣中，赵高始终将李斯看做最大的对手，甚至是唯一的对手。根本原因在一点，只有李斯的丞相府具有掌控帝国权力的轴心作用。无论皇帝如何至高无上，然则只要皇帝是胡亥此等人物，都不可能真正左右李斯。无论赵高这个郎中令如何中枢用事，也不可能真正左右李斯手中的施政权力。即或是当年统兵一方的蒙恬，也不具有李斯这个功臣开府丞相的综合权力。列位看官须得留意的是，帝国权力架构直接由战国传统而来，开府丞相之权力远远大于后世任何时期的丞相。原因之一在于，其时权力系统之细分尚且不足，丞相府具有极大的综合权力系统的特质。譬如，帝国时期尚无吏部，后世最为看重的官吏管理权，尚未独立为九卿重臣之一。也就是说，其时李斯丞相府的施政权，事实上可以渗透到帝国每个角落，影响到包括屯守驻军在内的所有领域。以朝局人事而言，除了大臣职务须皇帝认定，寻常散官与种种实权大吏，事实上都是丞相府举荐，皇帝认可大多是程式而已。始皇帝在世之时，此等丞相权力并未见如何显赫，亦未如何使权力架构失重倾斜；根本点是始皇帝乃强势君主，雄才大略无出其右，君臣协同史所罕见，故能大政蓬勃和谐。而胡亥这等不知政事为何物的皇帝一即位，则立即显示出李斯丞相权力的赫赫然难以制约。
赵高很清楚，要指望胡亥如同始皇帝那样引领李斯施政，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即或是赵高自己，对于大政之道也说不出甚个正经主张，无以与李斯匹敌施政。皇帝既无引领大政之雄才伟略，丞相自然也不会甘做实施铺排之角色，而完全可能变成主动实施自家主张的皇帝式丞相。久而久之，大秦岂非李斯之天下哉！赵高如此警觉，当然不是担心大秦天下命运如何，而是担心自家的勃勃雄心落空。从沙丘宫的那个风雨之夜一路走来，赵高的心志越来越大，脚步越来越快，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路径也越来越清晰了。可以说，自从扶苏与蒙氏兄弟一死，赵高的野心堤坝便轰然开决了。堪堪两年，赵高施展种种机谋，顺利清除了一个个权力障碍，使始皇帝在世时的三公九卿悉数败落，使始皇帝的皇族嫡系后裔几乎灭绝，直到今夏只剩下李斯、冯去疾、冯劫三人，赵高终于策动了最后一击。赵高没有想到，冯劫冯去疾死得那般利落，也同样没有想到李斯这个老匹夫死得这般艰难。但无论如何，李斯终究是死了，连三族都被夷灭了，赵高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尽管在刑场的暴雨雷电中大吃惊吓，当夜，赵高还是在皇城的官署中大排了庆贺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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