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
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这种都城建造（营国）的“王法”，对都城规模（方九里）、街道数目（九经九纬）、宽窄（王城街道并行九车，环城道路并行七车，野外道路并行五车）、宫城高度（宫门屋脊高五丈，宫殿屋脊高七丈，城墙高九丈）、等级规制（诸侯都城与天[此贴涉嫌违规，请及时联系斑竹]城大小同，诸侯都城的干道与王城的环城道路同，卿大夫的城堡街道与野外道路同）等都做了严格限制，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僭越”之罪。
春秋末期，天下诸侯对这种“王法”已经不屑一顾。齐国丞相管仲公然主张，都会之功能应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都会等级当以占地大小、人口多少来划分，万户之城即可称为“国”，千户之城即可成为“都”。这就是所谓的“万室之国”与“千室之都”。管仲还对建立国都提出了大违“王法”的自然地势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尽管这在观念上已经大大破了周礼“王法”，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一个诸侯国实施，包括齐国的临淄。
作为新建都城，咸阳充分体现了不拘“王法”的创新实践。
就地理形势而言，咸阳是广川在前，大山在后，水用足，沟防省，旱涝无忧。就规模而言，咸阳则大大超出了天子“方九里”的规模，更不用说诸侯都城的三五里城堡。咸阳城墙边长十里有余，达到了方四十里的宏伟规模。仅咸阳城南的白玉渭桥，就宽六丈余，长三百八十步，可并行九车。
咸阳城最特出的，还是城内布局的创新。创新的根本点是“成民之事”，而不再是“宣王之德”。咸阳城内划分了宫廷区、官署区、商市区、仓廪区、匠做区、国宅区、编户区、宗庙区等八个区域，将城内官民的居住部署得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商鞅对都城治理也极为严格，“弃灰于道者，刑”。正因为如此，城中街道宽阔，松柏常青，整肃洁净。车道、马道、人行道截然分开，井然有序。中原商贾与各国使节，一入咸阳便感到一种严整肃穆而又生机勃勃的强国气象，不由便肃然起敬。
这国宾驿馆，便建在国宅区内。所谓国宅区，便是大小官员和有爵贵族的府邸区域。这里街道宽阔，幽静整洁，车马长流，既不冷清也不喧闹，自然是咸阳城内的风华中枢之地。对于使者们，住在这里，与官员交往大是方便。对于秦国官府来说，既便于对重要使臣保护，更便于对心怀叵测的使者进行监视。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秦孝公病势沉重的消息传到中原，六大战国便纷纷派出使臣“抚慰探视”。魏国齐国楚国的使臣还带来了本国名医和名贵药材。这些使臣大部分在咸阳已经住了两三个月，丝毫没有走的意思。他们每隔两三天便派出飞骑回国报告，对秦孝公的病情起伏大体上很是清楚。这次秦孝公再次病倒，六大战国和洛阳周室立即派出重要大臣做特使，专程赶来咸阳。这一次，特使们已经不再议论猜测秦公的病情了，相逢一笑，便匆匆的出去奔忙。回到驿馆，便三三两两的秘密交换传闻，气氛大是神秘。
前几天，七国特使已经分别上书，请求晋见太子与商君，“递交王书，以释疑惑”。但却始终不见回音。特使们纷纷议论猜测，都认为这是个微妙迹象——一向不拖泥带水的商君府竟无暇顾及各国特使了，可见秦国宫廷的争夺已经何其紧迫！
这天，特使们都没有出驿馆，竟不约而同的聚到驿馆大厅饮茶议论，一片轻松笑谈。
“太子、商君车驾到——！”驿馆门庭传来响亮的报号声。
特使们你看我我看你，一片惊愕沉默。楚国特使江乙颇有头脑，悠然一笑，“好事啦，迎接太子、商君啦。”特使们醒悟过来，纷纷整衣起立，在门厅下站成一排，拱手相迎，“参见太子！参见商君！”
商鞅拱手做礼，微微笑道：“有劳迎候，请诸位特使厅中就座。”
进得大厅重新列座。太子嬴驷居中，商鞅左侧相陪。七国特使则按照大小国次序坐定，左手（东侧）为齐、楚、魏三使，右手（西侧）为赵、燕、韩三使。周室王使是个空头名义，本该列为末座，念及“天子”名份，各国在礼仪交往中素来照顾，便坐在了与太子遥遥相对的南面，算是有了个特使首席的名义。待特使们坐定，九名捧盘侍女便鱼贯而入，每张长案上便有了一鼎一爵，鼎中热气腾腾，爵中米酒溢香。特使们却仿佛没有看见，目光尽都凝聚在太子嬴驷的身上。
迎着特使们炯炯审视的目光，嬴驷坦然笑道：“诸位特使风尘仆仆，前来探视公父病情。秦国向贵国国君、诸位使臣深表谢意。公父病体尚未康复，不便召见诸位使臣。今日由本太子与商君小宴诸公，望诸公痛饮畅言，嬴驷与商君竭诚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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