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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_樊树志【完结】(43)

  杨鹤曾经希望皇上从宽发落,“愿以子代尽一片忠心”,杨嗣昌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逮捕杨鹤的命令是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在北京附近担任册海关内道右参政的杨嗣昌,于三天后接到邸报(官方新闻公报),立即向皇帝上疏,请求“代父承罪”,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这点上,从轻发落。皇帝不为所动。而远在陕西的杨鹤接到这一圣旨,已经是十月十一日了。接旨后,他立即上疏申辩,一方面指出:臣出任总督,原非其据,委婉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另一方面指出,赴任以后,朝廷不断从陕西三边抽调军队保卫京师,致使当地兵力单薄,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招抚政策。这些话并非托词,都有事实根据,但是要皇帝分担责任,是官员们最为犯忌的做法。杨鹤的事之所以无法挽回,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不久,杨鹤遣戍(发配)江西袁州。崇祯七年(1643年),皇帝提升杨嗣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杨嗣昌委婉推辞:臣父杨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向心复居此职?其实是希望以宽赦父亲之罪作为一个交换条件。皇帝在答复杨嗣昌时,嘉奖他边略娴熟,足堪胜任三镇总督,不准推辞;对于宽赦杨鹤之事,根本不予理睬。 

  崇祯八年十月,杨鹤死于袁州戍所。家人把噩耗奔报在长城边防的杨嗣昌,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后,始终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复,他向皇上请求,恢复亡父的官衔,否则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皇帝大概考臣到杨嗣昌地位重要,居然松口:“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实际上无异于表示先前对杨鹤的处分有所不当,以此来激励杨嗣昌尽忠报国。联系到日后杨嗣昌死于疆场,杨氏父子为崇祯朝平定内乱,可谓鞠躬尽瘁了。 

  崇祯皇帝也确实器重杨嗣昌,以为人才难得。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兵部尚书几乎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当洪承畴、卢象升忙于在中原战场全力对付“流寇”之际,崇祯九年六月,满洲铁骑突然越过长城张凤翼身上。为了逃避指责,张凤翼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然而一败再败,张凤翼惶惶不可终日,自知不免一死,便采取慢性自杀的办法每天服用少量大黄,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清军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一命呜呼,逃避了下狱论死的难堪。负有直接责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如法炮制,自杀身亡。 

  张凤翼自杀后,崇祯皇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了前宣大总督、现丁忧在家的杨嗣昌。按照当时惯例,父母死亡,官员必须在家服丧守制皇帝鉴于形势紧急,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径直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由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文职,逐步升任宣大总督。因父死于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三次恳辞不许,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此人颇有才华,办事干练,广泛涉猎文献,对前朝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堪称是明大臣中的佼佼者。因此当皇帝召见时,他与其他大臣的拘谨木讷截然不同,毫无拘束地侃侃而谈,令杨嗣昌感恩戴德,接连不断地向皇上条陈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最值得注意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其实这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就把“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作为治国方针提出。杨嗣昌再次重申,目的在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铁骑两次南下所显示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是战略上无法回避的抉择,也是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提出六项当务之急,其中之一就是“灭奴先灭寇”--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似乎过于空洞。杨嗣昌则不然。他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写得颇有深度,首先从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开宗明义就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皇上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今天的读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但是只要不因人废言,设身处地观察晚明时局,那么不得不承认,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安定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这一点在当时朝廷中江无异议,分歧只存在于攘外的策略方面。 

  为此必须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对于杨嗣昌在赋税中加派军饷(剿饷)的建议与做法,在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抨击。彭孙贻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流寇志》中对此评论道:杨嗣昌加派军饷是”重困吾民“,”一言而亡国“。实在是过于偏激的不实之词。其实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开征剿饷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邹漪《明季遗闻》所说,把”加饷殃民“作为杨嗣昌的罪状,恐怕未必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卢象升督师已经建议请行,设身处地,不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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