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委员死后，这项工作就由舰长承担。他想，政治学习条例大概不会预料到今天议程上的讨论吧。在坐的所有军官都是他的同谋；他概述了他们的计划，但他还没有把一些细小的变化告诉他们。于是他讲到了他写的那封信。
“看来，回去是不可能了。”鲍罗丁说。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方针都已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就要保证实行。”他们的反应没有超出他的预料——很有理智，也应该如此。这些人都是单身汉，身后没有妻子、儿女，都是共产党员，名声都不错，党费已交到了年底，党证按规定”紧贴着胸膛”。他们对苏维埃政府都深怀不满，有的甚至是满腔仇恨。
这个行动是在娜塔莉娅去世后不久开始策划的。妻子的死，使他有生以来一直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爆发出来了，其猛其烈，难以自已。他在一生中培养起来的自制能力使他能够掩饰内心的愤懑；而在一生中得到的海军训练又使他能够选择一种最有效的行动方式。
拉米乌斯在步入学校大门之前，就从别的孩子嘴里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父亲亚历山大1940年在立陶宛以及1944年当苏联从德国人手下“解放”出来之后所作所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孩子们的父辈中广泛流传。马科曾经把一个小女孩对他说过的活告诉了亚历山大，接着她的父亲便失踪了，这使他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恐惧。这个无心的错误使马科从此打上了告密者的标记。这个罪恶的名声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惊，尽管国家教育他们告密不是犯罪，但是从此之后他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再没有告过密。
在拉米乌斯性格形成时期，他父亲一直在维尔纽斯任立陶宛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失去母亲的拉米乌斯由祖母抚养，这种情形在这个经历了四年残酷战争蹂躏的国家里非常普遍。她唯一的儿子年轻时便离家参加了列宁的赤卫军。1940年以前，她一直独自一人谨守旧俗，每天坚持参加弥撒，始终牢记着继承祖先传下来的宗教教育。在拉米乌斯的记忆里，她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上床后总要给他讲一些美妙的宗教故事。当时，宗教活动一直没有真正杜绝，但是要带上马科参加这类活动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尽管如此，孩子的父亲把他留给她后不久，她还是千方百计让他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洗礼。她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马科，因为那样做很可能招来危险。在波罗的海国家里，罗马大主教一直受到残酷镇压。马科成人以后才懂得这是一种信仰。
希尔达祖母晚上给他讲的故事都来自《圣经》，每个故事都是一堂是非与善恶报应的教育课。小孩子嘛，对这些故事只是感到好玩而已，但是他从不告诉父亲，他知道他会反对的。后来老拉米乌斯又重新开始管束自己孩子的生活，马科受过的宗教教育才渐渐被遗忘了，虽然没有忘得一干二净，但也记忆依稀了。
在儿童时代，拉米乌斯还没有意识到苏维埃共产主义漠视人的基本需要，而只是有一些感觉。到了少年时期，这种疑虑心理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明确的看法。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固然是高尚的目标，但是抛弃了正义和伦理的客观标准。而他认为，对文明社会来说，这些东西正是宗教最重要的遗产。马科自从成人以来，就有自己的是非曲直观念，这些观念不同于国家的是非观念。他凭着自己的观念来衡量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他把这些观念谨慎地掩藏了起来。这是他灵魂的大锚，象船的大锚一样，深深地藏在水底看不到的地方。
甚至当这位少年同自己刚刚荫发的对国家的怀疑进行着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也没有人怀疑过他。他同所有的苏联孩子一样，加入过“少年先锋队”。他曾经穿着锃亮的靴子，戴着鲜红的领巾，参加过在军人烈士陵园举行的游行，还曾端着报废的PPSH冲锋枪紧贴胸前，神情严肃地站在长明灯前为无名军人遗体守灵。象这样严肃的活动他参加过不少，少年时代的马科曾深信，躺在这些陵墓里的英勇战士，同他在当地电影院里看到的无数战争影片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一样，也是以无私无畏的气概走向死亡的。他们为保护后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同万恶的德寇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为自己是一位党的高级官员的儿子而感到特别自豪，颇似早年俄国贵族公子的心理。他在五岁以前，就曾千百次地听人说过：党是人民的灵魂；党、人民和国家的联合是苏维埃联盟神圣的三位一体，虽然其中的一个比另外两个要重要。他的父亲很象电影中党的工作人员的形象。在马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严厉而公正、粗暴而善良的人，经常不在家，但总是千方百计地给儿子带回各种各样的礼物，保证他获得一个党的书记的儿子有权得到的一切好处。
尽管他表面上是一个典型的苏联孩子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从父亲那儿和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总是同他少年时代学到的东西相抵触。为什么有些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同他一起玩？为什么每当他从同学身边走过时，他们就会低声地、凶狠挖苦地称他是“告密者”？父亲和党都教导他提供情况是爱国主义行为，但是他仅仅干过一次就变成了人人回避的对象？童年伙伴们对他的奚落使他感到不满，但是在父亲面前他从不抱怨，知道这样做是要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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