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我撤了谎，参议员。”里特说。“你答应不把我昨天告诉你的事透露出去，而你心里一直很明白，你要告诉这个人——”
“我没有这么干。”
“——那么是谁告诉一个克格勃同伙的呢？”里特接着说。“是谁呢，埃米尔？”
雅各布斯放下咖啡杯。“我们监视亨德森先生已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未弄清楚的是他的联系人。有些事情实在太明显了，哥伦比亚特区许多人乘坐固定的出租车，亨德森的联系人是个出租汽车司机。我们终于查清楚了。”
“我们是通过你把亨德森查清楚的，参议员。”穆尔解释说，“几年前我们在莫斯科有一名非常出色的间谍，是他们战略火箭部队的一名上校。他连续五年向我们提供了有份量的情报。我们准备把他和他的家属接出来。你知道我们应该努力那么做：你总不能让间谍无休止地工作下去，而我们确实欠了这个人的情。但我犯了个错误，向你的委员会透露了他的姓名。一星期后，他不见了——消失了。当然他最后被枪毙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被遣送去西伯利亚。我们得到的消息说，他们住在乌拉尔以东的一个伐木区里。那个地方很典型，没有自来水，吃得很差，没有医疗设施：由于他们是被判死刑的叛徒的家属，你也许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得忍受多么大的折磨。一个好人死了，一个家庭被破坏了。想想吧，参议员。这是真人真事。
“最初我们不知是谁泄露出去的。只能是你或其他两人中的一个。因此我们开始个别地向委员会成员泄露一些情报。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其间你的名字曾出现过三次。在那以后，我们请雅各布斯局长对你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审查。埃米尔?”
“1970年当亨德森担任哈佛大学《红色》杂志助理编辑的时候，他被派往肯特州就那次开枪事件写篇报道。你大概记得，在入侵柬埔寨后发生的‘愤怒的岁月’事件和同国民警卫队发生可怕的冲突事件。好象命运安排好了似的，我当时也在处理那些事情，显然这使亨德森很不愉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反应却难以令人理解。他毕业后成为你的工作人员，他开始同他过去那些活动分子朋友谈论他的工作。这样就同俄国人联系上了。他们要求他提供一些情报。那是在圣诞节轰炸期间。他确实反对轰炸，于是他提供了情报。最初是些低级的材料，几天后他们都可以从《邮报》上看到。事情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们抛出了诱饵，他上了钩。几年后，他们当然毫不客气地收回了钓钩，而他已跑不掉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回事。
“昨天，我们在他的出租汽车里安放了一架录音机。你要是知道这样做有多容易，一定会感到很惊讶。间谍也有惰性，就象我们其他人一样。长话短说，我们把你答应不把情报透露给任何人的话录了音，而亨德森不到三小时就把这一情报传递给了一名我们已经掌握的克格勃特务。我们这里也有他的录音。你没有干违法的事情，参议员，但是亨德森先生违法了。他于昨晚9时被逮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我们有证据使这一指控成立。”
“我对此一无所知。”唐纳森说。
“我们也认为你不会知道，”里特说。
唐纳森对着他的助手。“你为自己有什么要说的？”
亨德森什么也没有说。他想说他十分抱歉，但是怎么解释他那复杂的心情呢？充当外国间谍的可耻感觉，掺杂着蒙骗了一大批政府官员的快感。被捕时他的心情变得很恐惧，不知道会对他怎么样，而现在又如释重负——一切都过去了。
“亨德森先生已同意为我们工作，”雅各布斯帮着说。“你一离开参议院，他就开始做。”
“那是什么意思？”唐纳森问。
“你在参议院有多久了？13年了吧，是不是？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你原先是被任命填补一位参议员尚未届满的任期的。”穆尔说。
“你也许想要知道我对讹诈的反应吧。”参议员说。
“讹诈？”穆尔摊开双手，“天啊，参议员，雅各布斯局长已经告诉你，你没有干违法的事情，而且我向你保证，中央情报局不会把此事泄露出去。现在问题是，司法部是否决定对亨德森先生起诉，这不由我们掌握。‘参议员助手被判叛国罪；唐纳森参议员声称对其助手的行动一无所知。’”
雅各布斯接着说：“参议员，康涅狄格大学聘请你担任该校的政治学院院长已有好几年了，为何不接受呢？”
“除非亨德森入狱。你要我对此感到内心有愧吗？”
“很显然，他不能再继续为你工作了；同样明显的是，他在你办公室堪称模范地工作了这么多年后，要是被开除，那将会引人注目的。而另一方面，假如你决定脱离公共生活，而他又未能在另一位参议员那里找到同样职位的工作，这样就不会太令人感到惊讶了。而后，他将在会计总局找到一份好工作，在那里他仍将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机密。只是从今以后，”里特说。“将由我们来决定他该传递哪些机密。”
“对于间谍活动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法律，”雅各布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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