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他简短地说了一声。一个人过来开始摄影，瓦吐丁翻到哪页，他就把他拍下来。
“有人试图撬这门的锁。”一个少校报告，“钥匙洞周围有刮痕。如果我们把锁拆卸下来，我想会看见制栓上的刮痕。可能有人到这里来过。”
“我手里拿着他们要我的东西，”瓦吐丁生气地说。全屋子的人都把头转过来。经他这一打断，那个检查电冰箱的人匆匆拆掉前面的镶板，看了看冰箱下面，就把镶板放回去安装好了，“这个人记着这么一本操蛋的日记！还有没有人阅读保密手册？”
现在他看出来了。费利托夫上校用个人日记来摘记公务文件。不知怎么搞的，有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进入他的套房，拍下了……
不过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瓦吐丁心中自问道，这大概跟出现一个当他能那么容易地在国防部里他的办公桌上复制官方文件时，却非要在本子上写下他的记忆不可的那种人一样。
搜查花了两个小时，在把每一样东西都按原来的样子摆好之后，小组的人员才成双或单独地离去。
回到办公室，瓦吐丁把拍成照片的日记全部读了一遍。在公寓的时候，他只浏览了一下。缴获的胶卷上的那一张，正是费利托夫日记的开头一页。他用了一个小时看完了这些照片。材料本身够令人印象深刻的。费利托夫对“明星”工程的描述相当细致。事实上，这老上校的说明比给他的那份立案调查命令书的介绍部分还要好些。还随随便便地提到邦达连科对发射场保安工作的视察详情以及对部里给予它的优先地位不够有所抱怨。显然，两个上校对“明星”都很热心，瓦吐丁早已和他们有同感。但是他谈到，雅佐夫部长还不肯定。还抱怨经费问题——那是一个老大难了，不是吗？
费利托夫在家里记录下绝密文件，显然违犯保密条例。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任何初、中级干部都会为此丢官，可是费利托夫同部长的资格一样老；瓦吐丁深知，老资格的人都把保密条例看成是找麻烦，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予理睬，并自认为是国家利益的最终仲裁人。他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也是一样。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在克格勃的他或者别人要想控告费利托夫，还需要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才行。即便米沙是个外国代理人——为什么我在找理由来否认这一点？瓦吐丁有些吃惊地问自己。他回想起在那个人的公寓里，挂在墙上的那些照片。一定有上百张：米沙站在他那辆T-34型坦克的炮塔上，双简望远镜正举在眼前；米沙和他的部下在斯大林格勒郊外的雪地里；米沙和他的坦克手们在指着一辆德国坦克侧翼装甲上的弹洞……还有米沙在一张医院病床上，期大林本人正在把第三杖苏联英雄奖章给他别在枕头上，他那心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身旁。这些，是一个爱国者和英雄的大事记。
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不算回事，瓦吐丁提醒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怀疑。
任何人都能拽开门上的锁。他突然有了一个假定，是那个失踪的澡堂服务员干的。一个前军械技师，他可能懂得怎样干。如果那是一个巧合又怎么样呢？
但，如果米沙是个间谍，他为什么不自己拍摄这些官方文件？他以国防部长助理的资格，能调看任何想看的文件，而带一个间谍照相机到部里去，更是小事一桩。
如果我们获得的胶卷里有一张是从这样的文件里摄下来的，米沙早就进到福尔托沃监狱了……
倘使他很聪明，将会怎么样呢？倘使他要我们认为有人从他的日记里偷窃材料，又会怎么样呢？我能把现有材料马上带到部里去，但我们能控告他的只不过是违反机构内部保密条例的问题，如果他答复说他在家里工作，并且承认破坏了规定，部长又保护他——部长会保护费利托夫吗？
会的。瓦吐丁很肯定。第一，米沙是一个信得过的助理和杰出的职业军人。第二，军队总是会抱成团保护它自己的人，反对克格勃。这帮狗杂种恨我们胜过恨西方人。苏联红军决忘不了三十年代末期，当时斯大林利用保安机构几乎杀净了每一个高级军官，其直接结果是几乎把莫斯科断送给德国军队。不，如果我们就带这点东西去，他们会拒绝我们的一切证据，而让格鲁乌开始他们自己的调查。
试想，这案子里出现了好多异常现象啊？瓦吐丁上校满心狐疑。
几英里外，弗利在他的鸽子笼般的办公室里也在对同样的事情感到疑虑。他已经把胶卷冲印出来，看了一遍。他生气地注意到，红衣主教把胶卷用光了，没有把全部文件拍下来。然而，他眼前的这部分说明，克格勃在美国的“茶叶快船”工程内部有一个代理人。显然费利托夫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比他自己同胞在忙活的事更有直接利害关系。弗利一边读一边倾心赞同。好吧，他要再给红衣主教一些暗盒，搞出这份文件的全文，现在要让他知道是该退休的时候了。出逃在十天左右之内还没有排上日程。时间还很充裕，他告诉自己，尽管他后脊梁有一种毛骨耸然的感觉，预感到别的事情的来临。
我的下一墩牌里，怎样把新的胶卷带给红衣主教呢？以往的交通线破坏了，建立一条新线得费几个礼拜的功夫，同，时他也不想再冒直接联系的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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