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他写这封信是为了去回忆一下旧时的情形，可是，他为什么要重新去找这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顾问，就好像要设法取悦对方一样？只有一种寻找正确道路的本能，只有内心的平静安然才能让他保留住这份旧时的情怀。
这份使他的内心平衡的安然是由笃信宿命论产生的。有时，他会以宗教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宿命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比以往更频繁地的提到“上帝”。
一次，他对一个神父说：“倘若我没有一种对命运的坚定信仰，那我就无法在这繁忙的工作中保持我的理智。我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安排，而且会把它们都付诸实施；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它们都是最明智的计划，而且对我们也最有益处。”
当另一位神父向他说起，希望上帝能够站在“我们这边”时，林肯像个新教徒似的这样回答说：“我不会为这种事情费脑子，因为我知道，上帝总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但很久以来，我却担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否能够站在，上帝这边，我愿意为此而祈祷。”
这种话题，别人谈起来总是千篇一律，而林肯却独出心裁：“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说明，上帝正在引导我们。我总感觉，我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驱使做事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力量来自于天堂。我经常感到自己作决定时思路十分清晰，虽然我无法预言，那样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也举不出一个例子证明，那是错误的；反倒是那些我按照别人的意图做出的决定，日后的结果往往不尽人意。所以我相信，如果上帝想要我去完成一项事业，那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找到了完成的方法，并且一定会让我了解它。”已经很明白了，自信和宿命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在他这样一个坚强的人身上相辅相成的。是的，这个自认为是受上帝操控的人的安全感几乎是所有伟人都有过的。对此，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一定要赢，但却必须保持真实，我不是一定要建立丰功伟业，但却必须遵守自己的原则！”
和过去一样，毫不矛盾，迷信一直作为宿命论的补充对林肯的思想起着作用。
一次败仗之后，他说对此他早就预料到了，“我觉得，我总能事先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次，他在演讲中解释了为什么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日”直至今日备受重视，他说：“当时起草和支持《独立宣言》的两个最着名的人物是杰斐逊和亚当斯。在五十五个支持宣言的人中只有他们二人被选为了美国总统。恰好是他们起草这一文件五十年之后，全能的上帝又把他们拉下了人生的舞台。又过了五年，另一位总统也在同一月的同一天被召离了这个舞台。而现在，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七月四日，我们又给了叛军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个日子真是不寻常啊。”
也同过去一样，有时他会被恶梦惊醒。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恶梦，次日清晨，他就给妻子发了电报，只写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你最好把塔德的手枪拿开。我做了个关于它的恶梦。”于是，玛丽把塔德的手枪丢在了旅馆里，而后带着他回了华盛顿。不久后，林肯又给那家旅馆发电报说：“塔德一直缠着我不放，想要回他的手枪。不知可否请您把那只手枪寄过来？”就是这样，他在迷信和父爱，预感和温情之间徘徊着。至于最后儿子又拿回了手枪，或许也是上帝的旨意吧。 十二、宽容
在战争四年中，林肯所享受的最大的轻松恰恰存在于那种极其疲劳的工作当中：那就是在法律面前赦免犯人。他强烈的同情心往往会战胜他的正义感。
有史以来，肯定没有第二个国家领袖曾在短短的时间里签署这么多的赦免申请。
这儿涉及到的大多是逃兵，他们出于胆怯，疲乏或是出于再次顶替服役以便去第二次、第三次赚钱逃跑了，被抓住后便被判了死刑。不过，幸运的是，他们有慈父般的亚伯拉罕，他素以慈悲得不愿去伤害一只小猫而闻名，于是有人呼吁，让总统亲自审阅案宗！就这样，每一个案例，林肯都同样认真地检查过。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国防部总共收到林肯的几百封电报，其内容大同小异，不外乎是命令将某某的枪决延期。有时，林肯还会加上一张便条给电报局的局长：“请立即把这封电报发出去。您看，明天那个人就要被处决了！”
将军们不知如何是好，屡次提醒他军纪问题，但他的回答却是冷冰冰的：“胆怯？我不知道，倘若自己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会不会也在战争中放下武器，一走了之。”还有一次他说：“既然上帝给了人类两条胆怯的腿，人就会利用它们来逃跑。”
在一份国会咨文中，他也写道：“最严格的公正不总是最好的事情。”此外，他还找到了这样一个间接的理由：“难道我能判这样的一个好青年枪决，却听任那些教唆他人作替代士兵的狡猾的经纪人为所欲为吗？……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理智的作法不外乎是解救这个青年，再让那些经纪人闭嘴。”一次，有位老者来求林肯，救救他被判了死刑的独生子，林肯把巴特勒将军刚发来的电报给他看，只见上面写道：“我恳切地请求您，不要再干涉军事法庭的事情了，否则军法将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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