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为那些在他之前以及在他之后的博爱主义者所信仰的道义和非教条的基督教，在林肯看来都是值得怀疑的：“他的想法超出了基督教的教义。”一个老朋友这样评论说，“然而他的道德实践以及生活的精神却恰恰是那种我们习惯于称作是基督教信仰的东西。”玛丽后来则这样总结说：“他没有信仰，对任何宗教都不抱希望，不加入任何教会，却恰恰天生就是一个宗教式的人物……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一种诗意。没有人对上帝天命的信仰比他更坚定。不过我们仍不应该把那个他在前些年里经常使用的字眼‘上帝’，理解成为个人的上帝。他五十四岁时，我曾把自己起草的一篇讲稿给他看，让他给我提提意见，他让我把‘上帝’这个字眼划去，因为我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似乎是对个人上帝的信仰，而他却坚信，这种上帝并不存在。”
就如同对自己的所有行为一样，对自己的道德观，林肯也做出了解释：“一个老人曾告诉过我：如果我做了好事，我会感觉良好，做了坏事，感觉就很差。这就是我的宗教。”他不可能接受其他宗教。当他读到康德、洛克、费希特和爱默生时，在他读伊利诺伊州共济会成员的报告以及来自苏格兰的一元论着作时，所有这些都不能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感兴趣，从未触动过他的心灵。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在为某位贫穷的女人立遗嘱时，按照她的要求给她背诵一段《旧约》里的诗篇。在他们的小儿子去世之后，玛丽成为了一名长老会信徒，他也租了教堂里的一条长椅，跟教士谈了很久，却仍不愿加入教会，他说：“大概，我命中注定就要在暮色中前行，感悟着，思考着，摸索自己的生命之路吧。”
儿子被一条疯狗咬伤后，他会把他带到印第安纳去寻找巫师“疯狂者的石头”，给他医治。因为其实他很是迷信，他就是在农夫们这种迷信中成长起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迷信不但没有减弱，反倒在科学和怀疑的作用下变得更为根深蒂固了，越是接近他生命的顶峰，他也就越发的迷信。
这情有可原。他内心的孤独，越来越不同于常人的意识，已经将他这个怀疑者与信号和奇特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了。“在我的哲学里没有‘偶然’这个字眼，一切结果都有它的原因。过去是现在的原因，现在又将是未来的原因。这一切都是从有限到无限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他嘲笑意志的自由，并巧妙地定义了人类的伟大和弱点：“人们应该说那是精神的自由。”他喜欢引用这句诗：“世间存在一种神意，决定着我们的轨迹，不管我们是如何想改变它，都要遵循这种神意。”
他十分坚定地相信预感，以至于他曾这样评价过布鲁吐斯“；是在他意志之外的规律和条件迫使他杀死了恺撒。关于布鲁吐斯的想法出现以后，妻子还这样总结了他对预感的信仰：”林肯惟一的哲学在于：应该发生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没有什么祈祷能阻止它。“
因果的链条和迷信一跃而成为逻辑，林肯对此深信不移；由于迫切想要知道事情的结果，他非常关注事先出现的信号。他的迷信，从未产生过什么积极的结论，却导致产生了一个消极的问题；他只是试图在生命的危机中让自己拥有一份慰藉，却不会按照它们的示意去做事。他只是通过一层面纱来看事物，并且带着一份焦急的期待来预感某个事件，但即便预感到了结果，他也不会想去改变。他从不在小事上改变主意，推延或是拒绝；但有时，也会在预感中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就在遇刺的前一天，他还得到了梦的预示。
通过大大小小目标的实现，他自己头脑的清醒和逻辑的严密得到了证实；他需要去感觉，需要经验，需要时间。既然一切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人就无需主动作事情了吗？事情发展得如何，又通过谁去控制呢？个人的臂膀和头脑之所以必要，不就是因为他们能做事吗？如果我们无需思考分析的话，我们又何必要有分析的能力呢？林肯的愿望是去认清人的动机，并抓住它，改造它！“没有什么行为是没有目的的，”他说，“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一个自我。”若是年轻的赫尔顿试图反驳这一点，那林肯就会不作停顿地把对方行为的原因一直分析到那个“自我”出现为止。
因此，赫尔顿属于那种希望一下子废除蓄奴制的解放者，而林肯则只想控制蓄奴制不再蔓延，也就不足为奇了。赫尔顿看待世界和人都十分理想化，而林肯则对此极报怀疑态度；前者相信，可以强制性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后者却认为没有人能够战胜命运。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着仁爱之心的林肯的行为甚至纯粹是冷漠的：他更多的是在僵化中而不是在运动中看待事物，他丝毫不报幻想地要去消灭一些不确切。空洞和错误的东西，不允许什么事烟雾缭绕，观点不清，他的目光总是十分犀利……可以说，他所有伟大的性格都拜倒在这种专制的逻辑之下。
从这种善意和怀疑经常的对立中，从冷漠和同情的平衡中慢慢产生了一个政治家的头脑，它将在走过一条曲折的政党斗争之路后渐渐接近人类的伟大目标。 八、这个国家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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