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抵制这种力量，实现自我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分裂相威胁。古巴和拉丁美洲在他们之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这几个盛产棉花、小麦和茶叶的国家，气候更加炎热，因而更需要黑奴们的劳动。难道英国会不去保护那些与合众国中央政府分离的地区，借以报复上个世纪美国人对它的背叛和脱离吗？
如果上世纪叛乱者们的子孙想要脱离自己的堂兄弟的话，那他们一定也在期望得到欧洲大陆的某种奖赏。没有什么人能剥夺南方人的自由！在他们得意洋洋的时候，已经被削弱了的北方或许会由于外部的干涉，至少是由于欧洲的经济措施而发生倒退，最后被迫做出让步，尽管现在它一直不断努力以求避免走出这一步。
这种困境也的确使得北部一步步地作着退让。最开始做出的妥协是这样的：除了密苏里之外，北部不允许再建立蓄奴州。而后是：基于居民们的愿望还可以再建立四个蓄奴州。再然后就是辉格党人，也就是亨利。克莱本人做出的退让，他在新的斗争中找到了这样一条出路：从墨西哥接管的新州可以蓄奴；而年轻的加利福尼亚是个自由的州；除此之外他还又加重了对逃亡奴隶施行拘捕的法律。于是尽管古老的贵格会教徒思想以及每一颗心灵都为此而感到愤慨，但“奴隶是物不是人”这样一条理论，一直到最北部都得到了承认。每一个公民在路上见到逃亡的奴隶都有义务把他抓住，抓住一个这样的黑奴，可以获得十个美元，这样，每一个人就都被培养成了奴隶捕头。
这种斗争里经济、道德和感情的因素比重相当。既然北部想在西部安排白人，那么南方便想在那儿安排奴隶；既然北部为了保护它的产品而需要垄断权的话，那么南部就要求其“产品”的自由贸易和出口。在北部，每一个贫穷的白人都应该是反对蓄奴制的，因为那可能会抢走他的工作机会；而在南部，蓄奴却会让一个白人获得他剩下的惟—一点自尊，因为他会看到社会上还生活着比自己更为卑贱的人。
在北部，劳动得到尊重，而在南部，劳动却受到蔑视：这就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权威和民主，继承者和创业者，传统和生机之间的斗争。棉花等作物并不是这种斗争的理由，只不过使它清晰地表现出来罢了。
南部人头脑里已经产生了一种“棉花哲学”，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新式形而上学。若说北方正高呼着所谓的“自由工人”理论：主张自由的土地，自由地工作，自由地言论的话，那么，南部所拥有的就仅仅是那些在小小的法庭上，以上帝的口吻对黑人们为所欲为的神甫了。当然，南方人也有自己的理论，林肯从一本北部某大学写的名叫《纯粹的野蛮人》的书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欧洲西部的自由社会是种错误，即使在美国它也逃脱不了崩溃的下场。对此，北方也表示默认。”那篇文章的作者甚至建议去奴役白人，分给主人们新的土地，而后再将白人失业者作为农奴分给他们。“拥有一千美元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一般的贫穷白人的监护人——用”监护人“是因为”主人“这个字眼已经遭人唾弃了——谁有一万美元，就可以获得十个农奴，一百万美元便可获得一千个农奴。这种作法完全被认为是”
公正的善行“，原因是即便是现在，在一种和刚才的描述几乎相同的情形下，资本家们也仍旧进行着统治，凭借着穷人的劳动生活，享受着奢华。 九、不得人心的“人民主权论”
命运往往需要两个利益不同的人，才能使问题表现出来，并最终使之在一次大的斗争中获得解决。当时，有一名参议员想成为总统，一个奴隶想获得自由。这位参议员就是道格拉斯。他时刻盘算着自己的机会，坚定地支持一部将会使他到处受到欢迎的法案，而后却陷人了混乱：党派分裂；另一个新党派的成立以及它最后的胜利。那个奴隶名叫德雷德。斯科特，由于他的主人流亡到一个自由州，所以这个奴隶认为自己应该自由了。可最高法院却做出决定，驳回了他的上诉，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满。这两个人都失败了，参议员没当成总统，奴隶也没有获得自由。然而，合众国却在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内部斗争之后，包括四年南北战争，终于走出了危机。
国家重见光明的时候，那位参议员已经死了，而那个奴隶，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一定已经获得了自由，而且这次，他是同他无数的黑人兄弟们一同被解放出来了。
1854年有人写道，“两年后总统大选在即。”道格拉斯，这个最有影响力，大概也是最受欢迎的民主党人，正在努力以达到他的目标；要达到目标他就必须得到南部的帮助，而想取悦南方只能支持蓄奴制的扩展。尽管一年前他把原来的《密苏里妥协案》称作是“人们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案，是不允许任何人去触动的。”
现在，因为他既是南部在北部的使者，同时又是北部成千上万民主党人的代表，民主党人不想就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而去争吵不休，最后导致事业的倒退，于是，两个新州的建立给道格拉斯提供了一个作出重大转变的时机。
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就如同还未出世的胎儿一样，是男是女尚属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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