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我们公司的牌子摘下来。让我们的当事人看看，林肯和赫尔顿的那个选择至今都没有变。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继续一起当律师，给人辩护！”
说完，他们俩便一起走出了办公室，他又说：“对那个职务我已经厌倦了。一想到我面前摆着的一切，我就感到害怕。”晚上，旅馆的大堂里摆满了行李，林肯让人拿来纸片往行李上贴，他自己则在纸片上写道：“华盛顿，白宫，亚。林肯”，而后又自己把行李捆扎了起来。
为什么他不让别人给他做这些？从明天开始他就要成为一个国家的最高代表了，难道他不该产生一种新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吗？他天生自尊心就很强，但同时他也尊重其他人的地位，所以他似乎得尽快学会去命令别人为自己做事。这时，旅馆的门房就已经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林肯自己打行李的样子了。另外，应该让人把那块挂了十六年的招牌摘下来吗？有人可能会说，让牌子继续挂在那很不合适，因为若是某街角的招牌上落着总统的名字，会有以此招徐顾客之嫌的。但，林肯并不在乎着实这样想的人的意见，而林肯真正重视的人也不会这么想，况且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总统在就任前一天晚上还在自己打着行李，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美国精神，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美国的理念”。
二月中旬的一个阴冷的早晨，一百多个人来到小站上为林肯送行。车厢里坐着的都是林肯的老朋友，法官贾德和戴维斯，旁边是新任秘书尼古拉和“海”，两个州长，几位军官，他们旁边还有一张白净的脸孔，咧着嘴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这是黑尔，林肯把他也带上了，因为在“扫罗王”悲伤的时候，“大卫”能让他开心。
玛丽在站台上为林肯送行，她几天后再去华盛顿，和林肯一起去进行就职旅行。
她在那次旅行中的表现将十分突出，她的勇气将表露无疑。不过今天，林肯得独自离开斯普林菲尔德，一个他长久居住过的将不会再回来的地方。是的，他站在那儿，头上戴着那顶奇怪的帽子，下雪了，他站到了车厢的门口，即兴讲了几句话：“亲爱的朋友们——任何人都无法想像在分别时我内心的忧伤。我的所有成绩都归功于这个地方。在这里，我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一个青年长成为老人，这里有我的孩子们，其中的一个已长眠于这里的地下了。现在我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再回来，因为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可能比自华盛顿以来压在任何一位总统肩头的任务都要艰巨。没有上帝的帮助，华盛顿不可能成功。
我觉得，我事业的成败也将取决于上帝的帮助。让我们相信上帝吧，相信他会与我同行，与你们同在！而且到处与善同在，让我们希望一切圆满吧！再一次祝大家生活幸福！”
雪花慢慢地飘落在送行人群的身上，也落在他的身上。作告别讲话时他那阴郁的声音和目光，他那关于儿子的安葬以及对前途充满忧虑的话打动了每一个送行者的心。当火车隆隆地消失在晨雾中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一去必定是荆棘铺路，凶多吉少。
他在北部请州的行程足足持续了十天之久。所到之处的人们都想目睹这位新总统的风采。但他经常显得窘态十足，让围观的群众们十分失望。当然有时候，他也会让出于好奇前来的对手们感到惊讶。一般情况下，他的情绪总是很低落，状态欠佳，面色苍白，神情忧郁，只有当黑尔弹起班卓琴，唱起黑人们欢快的歌曲时，他才会慢慢高兴起来。和别人一样，他自己也感觉，这种悦耳和谐的小夜曲以及人们为当选的总统举行的火炬游行，与当前的乱世有些格格不人。他在演讲时不得不斟词琢句，有时还要按照从亚拉巴马州传来的最新消息，对自己的演说词作些改动，因为那里，敌人们正在召开国会等他。因此，他的演讲常显得有些七拼八凑。但是，他那平易近人的语言，同那和蔼的表情，却已经足以深深打动听众了：“肯塔基州的乡亲们，朋友们，兄弟们：现在我还可以这样称呼你们吗？”或者在纽约，他说：“现在，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吧？”（“不！不！”台下的听众们齐声喊着！）“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我就不得不独自做出判断了。”在匹兹堡，他引用了朗费罗一首名叫《造船》的诗，把合众国和一艘轮船进行了比较。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他说道：“请大家想想，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业，而是大伙的事情。若是合众国的自由不复存在，对于一个五十二岁的中年人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但对于三百万人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说，却是件大事……到底是否要保卫合众国，维持和平，这既不能由政客，也不能由总统，更不能由那些四处钻营谋求职位的人决定；能作此决定的只有你们！”而后，他又激动地讲到了特伦顿的战场，他坦率地说：“我小时候就看过这方面的书，当时我就想，让那些人为之浴血奋战一定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渴望了解他们全力以赴追求的那件东西，那甚至比国家的独立更为重要的东西。是它将在未来无穷的岁月中始终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带来巨大的希望，我希望能按照最初为之奋斗的人们的设想把它永远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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