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说，“罗儿的”，我也毅然决然地采取军事手段，吼了一声，我的“喽啰”们都刷刷地跑来了。我带上搞接待的那班人马就开上去了。没有房子，周发田就让施工机械开上来了。稻田不平，就叫推土机推;推了以后再用拖拉机轧;轧了以后，打桩的就在稻田上打窟窿，把几根柱子砸进去、竖起来，上边盖上卷筒瓦，“吭咔扑出”，一座“宴会大棚”就像一个稀有动物一样从软塌塌的稻田底下拱出来了。桌子、凳子不够用，就用木板钉;桌子上没台布，周发田就跑到百货公司，拉来了一卡车台布。我又吼了一声，名厨周大山和他的“火头军”就带着鸡鸭鱼肉冲锋陷阵来了，服务员来了，几十个圆桌拉来了，杯盘碗盏也带来了。
高级厨师大显身手，宴会如期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在几根木棍撑起来的“宴会大棚”里高举酒杯，向浑身是土是泥是水是汗的丹江水库建设者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祝贺。舞也跳得别具一格，脚底下软塌塌的，跳起来颤悠悠的，乃至于跳出了据说是英国皇家舞厅弹簧地板上的生动感觉。
我问，那个“宴会大棚”用了一次以后还有没有别的用处，如此兴师动众在荒野上举办宴会、舞会，是否有铺张浪费之嫌？姨父对我的疑问感到不快。也许，对于从战争的血与火中走出来的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来说，庆贺胜利与经济核算是没有关系的。姨父说，“宴会大棚”肯定不会浪费。张体学在工地住的是破茅棚，工程技术人员根本没有地方住。我们一走，他们就可以搬到大棚里住了。宴会开得很成功啊，皮鞋、布鞋、沾着泥巴的鞋都来了。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劳动模范，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说有笑，高兴得很。我从武汉带来厨师做美味佳肴，招待辛辛苦苦的劳动者，这是我从事外事接待工作中为数不多的一次，是一个当过军事指挥员的省长给一个当过兵的下达的一个少见的命令，效果是很好的。
开完了宴会、跳完了舞，姨父问道，首长，还有任务吗？张体学一抬下巴颏，说，“罗儿的”，带上你的人，撤！
5.省长火了(1)
1962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中）及夫人何莲芝（右）与朱汉雄（左）合影于武昌东湖。
实际上，张体学对铺张浪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深恶痛绝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到武汉，张体学陪他到鄂城视察，又是由姨父全程跟随，做安全保卫工作。到了鄂城，县委书记、县长急忙出来接待。张体学看到鄂城县委、县政府修了一个大院子，垒了高高的围墙，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和董老下了汽车，一进接待室，他又当着董老的面把县官狠狠地训了一顿，你们搞什么衙门哪，修这么大的院子，垒这么高的院墙，老百姓谁还能进得来，还敢不敢找你们，你们这些县太爷了不起呀！张体学只顾发火，又把董老晾在一边了。姨父看他训得有理，好像还要大训特训下去，就给董老咬耳朵说，董老，咱们走吧，莫管他，他爱怎么发火就让他怎么发火，我送你到房子里休息去吧。董老含笑点头。姨父就送董老休息去了。省长训完了县官，又问，嗳？你们把董老搞到哪里去了？
姨父大笑说，这个张体学呀，他在董老面前就像在慈祥的长辈跟前的一个晚辈一样，是没有客套的，非常随便的，带兵打仗的人就是这样的秉性。其实，他是很怕董老发脾气的。他说过，抗战胜利后，董老和周恩来一起，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以后又转移到南京梅园新村。李先念率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时，留下了张体学的独二旅。独二旅本来是可以突出重围的，中央叫它留下来在鄂东坚持游击战争。那是蒋介石卧榻之侧，国民党大军压境，到处是敌人，到处是围剿，部队损失惨重。周恩来要他化装到梅园新村汇报。他去了，就没有再让他回来。董老给他讲，蒋介石要用五千块钢洋买你的人头哇，你不能乱跑。张体学呆不住，打游击跑惯了，老觉得呆在梅园新村憋得慌，就偷偷摸摸跑出去买烟。周围都是特务，可他满不在乎，大大咧咧地晃来晃去。董老知道了，向他大发了一顿脾气，你张体学要是出了事，怎么得了？你出去跑么事，你要把你的头送给蒋介石呀！多少年过后，张体学还嘟嘟囔囔地直抱怨，哪个“罗儿的”打我的小报告，叫董老狠狠熊了我一顿。他说，董老的胡子本来是向下垂着的，那一天把胡子气得向上翘哇，熊得我一声不敢吭。
张体学也有过让姨父笑不出来的时候。姨父说，不晓得哪个老爷告了我一状，张体学在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作报告，狠批“外事办”胡搞，说我铺张浪费，向财贸部门要副食品、要鸡鸭鱼肉，竟然还伸手要布票。现在国家这么困难，他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批得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才听说是财贸系统有人告了状。可我想不通啊！我们的服务人员不能没有工作服，接待客人的饭桌上不能没有台布，我不能不找他们要布票。招待客人也不能没有鸡鸭鱼肉，也得找他们要哇。我说，省长是怎么搞的，事先也不打个招呼，也不了解一下情况，就在大会上吼了这么一通，是什么人给他弄的稿子？走，找省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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