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祖国和平统一史册的“华航模式”。
曾经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至今仍常常让人想起，而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呢？双方具体的谈判经过怎样？恐怕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谜”。为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抖落其厚厚的尘埃，我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实，并多次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他向我介绍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并回忆自己亲自参与处理“华航事件”谈判的这段历史。
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离开大陆。刚刚18岁的王锡爵也随国民党的空军幼校迁往台湾。王锡爵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驾驶员；1967年，王锡爵转业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在那里担任飞行职务。从大陆到台湾一晃就是37年！
童年的美好记忆，家乡的故土亲人，无时不在他眼前萦绕。他太想家了，想生养自己的父母，想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
王锡爵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从事飞行事业以来，他的飞行时间多达2万小时以上，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王锡爵在台湾成家，生活上比较优越；但是，舒适的生活却难以弥补他思乡的忧愁。每每夜深人静，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有时，他刚刚入睡，却又被噩梦惊醒。躺在床上，他盘算着，父母若还在世，也该有80来岁了。他是不是还安康？他们是不是也在呼唤着这个远离家乡的、不孝的儿子？人生是这样的短暂，看目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心头。
1986年5月3日，56岁的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他们3人以前常在一个机组执行飞行任务，互相之间配合得都不错。
中午12点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了。飞机在湛蓝的高空沿着A901航线平稳地飞行。
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
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5日，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田纪云：“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他从台湾驾来的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生长在首都土地上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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