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2)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2）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听来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的标志着整个国家将来的想法。”（3）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观察中国，但作为驻外大使，在向国内写报告时，也一定不会刻意歪曲事实，一定会写出他眼里最真实的东西。司徒雷登强调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复杂原因，这应该是相当可信的。他说的有些事情，已被时间所证实。例如，他说对于那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是苏联而不是日本。如果考虑到数年后中苏之间即处于尖锐敌对状态、中国长期把“苏修”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饿着肚子扭秧歌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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