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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何堪哀_王彬彬【完结】(37)

  蔡元培为何一接受校长任命就决定请陈独秀来做文科学长呢?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有这样的交待: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皆起于此夜之会”(2)

  蔡元培与陈独秀本是旧知,且蔡对陈有着很好的印象,这无疑是蔡决意聘请陈的重要原因。但若没有汤尔和的大力推荐,蔡元培也许想不到陈独秀。在这种意义上,汤的推荐,可说起了关键作用。汤尔和,1875年生,浙籍人,留日学生,时在北京任医专校长,在北京教育界颇有影响,又系蔡元培好友。蔡向汤询问北大情形,固非偶然;汤向蔡推荐陈独秀也算人“巨”言“重”了。

  但对陈独秀的进北大,时任北大预科教授的沈尹默又有一种说法。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强调是他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说是有一天他从琉璃厂经过,欣遇旧友陈独秀,便问了陈的住址,并要陈暂勿返沪。回北大后,他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并告知了陈的住址,后来遇到汤尔和,他又请汤出面向蔡元培推荐。正因为有了他的穿针引线,才有了蔡元培对陈独秀的登门拜访和陈独秀的进入北大。尽管从日期上看,沈的说法颇有疑点,但沈当时并不反对甚至热烈欢迎陈独秀来任文科学长,应该是真的。另外,时任北大文科本科专任教授的马叙伦(夷初)也说陈独秀的来北大,是由于他的推荐(《我在六十岁之前》)。推荐一事是否有过,姑且不论,马叙伦当时也对陈独秀的来北大持积极态度,则是可以肯定的。沈尹默和马叙伦二人,应该稍有介绍。沈生于1882年,留日学生,浙籍人。马生于1884年,浙籍人。让我们就此记住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这几个被认为或自称为对陈独秀进北大出过力的人吧,因为陈独秀后来离开北大,他们也出过大力。

  陈独秀和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这种反攻在1919年2、3月间达到高潮。在文化界,守旧势力的代表是林纾。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林纾发表了仿聊斋体的文言小说《荆生》;在1919年3月19日至23日的《新申报》上,林纾又发表了文言小说《妖梦》。小说以影射的手法,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做了实际上是指名道姓的谩骂、攻击,且有明显的吁请军阀用暴力剿灭新文化运动之意。小说不但用语恶毒,用心也极为险恶,发表后颇有“收效”,令新文化人士心有怵惕,也令社会上谣诼四起。如果说这几篇小说还是以“小说者言”对新文化运动做并不严肃的反攻,那林纾于1919年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的《致蔡鹤卿(元培)书》则是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理论性的责难了。在同一天的《公言报》上,还发表了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长篇纪事,也对陈独秀等新文化人士极尽攻击之能事。

  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在攻击新文化人物的阵营中,有一个叫张厚载的北大学生值得一提。此人时为北大法科学生,又在北京的《神州日报》担任记者,积极参与了对蔡、陈、胡等北大新文化人士的造谣诬蔑。1919年2、3月间,张某数度在《神州日报》上撰文,说陈、胡已受当局整饬,陈已转为消沉并已离京,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此等谣言,陷蔡、陈、胡等人于极不利之境地,陈、胡都立即公开发表辟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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