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4日夜注释：
瞿秋白的“名誉(6)
（1）顾顺章的被捕，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所谓“顾顺章事件”，这不仅因为顾是中共要人，更因为他的被捕极富戏剧性、传奇性和“笑料价值”。其时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是为安排和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而从上海到武汉的。送走了张国焘，本就应隐密地回到上海。然而，顾某不仅曾是烟草公司的工人，还曾经是一个不无知名度的“魔术师”，此前曾在汉口登台表演过。此番旧地重游，又是在完成了重要任务后，顾某技痒难耐，一时间变戏法的冲动压倒了中共要员的角色意识，竟又登台表演起来，被人认出，于是被捕。（见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197——198页）。
（2）见《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3）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5）转引自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见《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6）见《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1)
一
公开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1）之十《当代人的悲剧》，是韦君宜为丈夫杨述写的悼文，其中说道：“他（杨述）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对中国的青年运动颇有点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但是就这一点看法，应该说是学术见解吧，因为不符合党一贯发布的宣传方针，他就只是零星透露，从没有系统发表过，也不写一篇像样的文章。直到临死前半年，才在脑子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在共青团举办的青运史研究会上作了一次远远没有说透的发言。”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上，知识分子其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这场“革命”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毋庸多言的原因，在1949后的中共“革命史”叙述中，是没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地位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杨述虽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但却不敢大胆地说出历史的真实和自己的想法。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作为中共宣传部门高级干部的杨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能不与“正统”的理论保持一致。
如果知识分子在中共“革命史”上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说法能够成立，那就能逻辑地引申出这样的结论：那一代代投身于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这场“革命”负有重要的责任。
这场“革命”，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而投身于这场“革命”的知识分子，命运也大多坎坷乖蹇。于是，就有了投身“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这种对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当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为对这场“革命”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弥足珍贵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共历史上最早做出有价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余的话》实在是有深度的反思“革命”之作。瞿秋白之后，特别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陈独秀做出的。陈独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表达的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是对自己以往政治观念的清算，更是对包括苏联“革命”在内的已有“共产革命”的冷峻反思。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党人，且分别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他们的反思如果能及时地为“革命者”所聆听、所领悟，那此后的中国将会少许多腥风血雨，此后的历史将会避免许多曲折和灾难。万分遗憾的是，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对“革命”的反思，却长期被遮蔽、被误解、被批判，同时代和后来的“革命者”，非但不能在他们的反思上磨砺眼光，从他们的反思中获取智慧和教训，相反，却把他们的反思视作他们的“罪证”，却让他们的反思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大污点”。
由于性情气质和做出反思时生活处境的不同，瞿、陈二人的反思也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方式。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于自身投身“革命”后的感受，并且始终不离这种感受，未对“革命”本身的方式、目的进行纯理论性的追问，这可姑称之为“感受型反思”。陈独秀则主要是对“革命”本身做一种理论性的思考，是对原有的“革命”理念进行究诘，这不妨称之为“理念型反思”。
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投身了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对“革命”本身进行反思，是异常艰难的。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除却了一切利害与荣辱的考虑之后，才迈入这种反思之境的。正因为这种反思的艰难，正因为这种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所以，尽管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却并没有大量出现。不过，瞿秋白和陈独秀这两个第一代中共党人的反思，也并没有成为绝唱。在他们的下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中，也有继承了他们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向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韦君宜和顾准。韦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顾准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际上，可算第二代人。韦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于自身的“革命经历”，是叙写自身对“革命”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可说韦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顾准则是对“革命”进行一种十分具有学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这个意义上，则可说顾准延续了陈独秀的反思路向。本文先论说从瞿秋白到韦君宜的“感受型反思”，从陈独秀到顾准的“理念型反思”将另文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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