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针对刘建彤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毛泽东做了这样的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说刘建彤“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当然是天大的冤枉。但说毛泽东善于利用小说进行“革命活动”和反对“反党”，是千真万确的。
2002年12月25日夜
注释：
（1）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六页。
（2）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页。
（3）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7页。
（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5）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6）见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的壮语，见于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
（7）1996年版第六页。
（8）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9）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第990页。
（10）见《黄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11）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79页。
（12）见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第125——126页。
（13）《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转引自《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14）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15）见易严《毛泽东与鲁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16）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第994页，又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17）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18）杜勒斯为其时美国国务卿。
（19）见《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第465页。
（20）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1)
引 言
鲁迅生前多次谈到“死后”一事。在逝世前不久写下的《死》中，鲁迅“立”了七条“遗嘱”，其中第二条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第三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不过，鲁迅确实是“人”而不是“神”，不论他怎样对“死后”担忧、恐惧，不论他怎样希望无声无息地入土为安，一瞑之后，他也只能任人摆布。实际上，鲁迅的丧事是办得极其隆重极具声势的，以致于给一些组织和参加者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
读顾准“文革”期间以“二度右派”之身写的“历史交代”，你会发现这样的回忆：“我记忆中的1936年3月至1936年9月为止的职救工作的经过，还是像《回忆》中所写的，只剩下这样一些印象了：这个时期主要是组织示威游行，——三八、五一、鲁迅葬仪等等，其他情节全记不起来了。”（1）所谓“职救”是上海其时的“职业界救国会”的简称。上海当时的各界“救国会”由中共地下党在暗中直接领导，而林枫、顾准、雍文涛、王纪华等人则是“职救会”的中共负责人。尽管在鲁迅葬仪的日期上有一点小差错，但时隔30年，顾准在做“历史交待”时还记得“鲁迅葬仪”，可见这次“葬仪”的确非同寻常。顾准同时告诉我们，这场“鲁迅葬仪”实际上是他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所以，鲁迅的丧事，尤其是葬礼，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哀悼行为，它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组织者和参加者也并不只是要表达对死者的哀思，更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国民党政府表达一种政治性的诉求。
要明白顾准们当时为何为鲁迅大办丧事，就得明白其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处境。
1935年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进程，策动“华北自治”，华北形势严重恶化。以“北上抗日”的名义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大家“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其时正以全力“逼蒋抗日”，而“逼蒋联（容）共”则是“逼蒋抗日”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对于中国共党人来说，这种主动表示捐弃前嫌、愿与国民党并肩抗日的策略，无疑是高明到极致的，这的确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目光如炬，因为这决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更关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生死存亡。但要让蒋介石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和对红军的围剿，仅有宣言和口号当然不够，还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如此。中共为此目的而策划、组织和领导的第一场大运动便是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关于“一二·九”，有许多资料可供引用，不过，我们还是照抄《辞海》上的释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又进一步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六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中共慷慨激昂的“抗日话语”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好感和信任。“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不再视共产党为“匪”，停止与共产党为敌，这对蒋介石形成巨大的压力。许多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运动的青年学生，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七·七事变”后投奔了延安等共产党占领区。在中共党史上，“一二·九运动”其实是极其“辉煌”的一章，但因为这并不是“武装斗争”，其“意义”便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估价。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说“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应该就是指正在蔓延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之后的国内形势，明显有利于共产党。“一二·九”之后，中共虽然在各地借各种机会组织了旨在“逼蒋抗日”的示威游行，但规模都不能与“一二·九”相比，而在运动的规模上堪与“一二·九”相提并论者，则是1936年10月22日的鲁迅遗体出殡和葬礼。在一定的意义上，鲁迅的丧事，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领导的又一场“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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