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敌我力量，于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我们的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
国内和国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张国焘接到此电后，感到问题有些棘手，如果明确让他们北上，将来出了问题不好交待，但又得让他们北上。经过仔细琢磨，他亲自拟了一份电报，于3月30日将这份电报发给二、六军团：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并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究竟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这封电报的措辞是非常灵活而模棱两可的，但有两个字却决定了二、六军团的战略行动，这也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
二、六军团接到电报后，根据电文中提出的“最好”是渡江北上的意图，他们也只能选择“最好”的来执行，并认为这是出于全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要求，因此毅然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服从大局需要，决定北渡金沙江，以与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战略目标。实际，他们是在按张国焘的意图北上。
当张国焘正在为如何向朱德交待二、六军团北上的问题而劳心费神时，朱德恰又向他提出要四方面军暂时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的建议，正中下怀，他当然很痛快地同意了朱德的建议。
这正是同样的目标，却有不同的需要和心态。
二、六军团，就这样被张国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诱骗着行动起来了。张国焘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不过，张国焘也还有他的难处。他正在为二、六军团能否接受他这个“临时中央”而思虑。
当红二、六军团经过数月的血战，突出重周，转移黔东，进至石阡，他们的无线电台在一次同四方面军通讯时，突然出现一个呼号不明的电台插进来呼叫二、六军团。经互相询问，才知是中革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亲自在机上呼叫。为什么王局长要亲自上机呼叫？这是因为中央在召开瓦窑堡会议时，作出决定，“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络”。王诤局长按照二、六军团通讯的波长和频率已亲自在机上守候半月之久了。
同中央的联络恢复后，中央发来一份明码电报：
弼兄：
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
由于没有密电码，但又为了通讯需要，便用明码加打哑谜的办法约定了一个密码本。通了几次电报之后，中央突然来电指示，暂停直接联络，以后二、六军团给中央电由四方面军代转。任弼时、贺龙还以为中央只是怕约定的密码被国民党破译，也就没有多想什么。
过了几天，张国焘专门发电报询问，贺龙、任弼时回电否认同陕北有联系。虽然陕北来电并没有告诉任弼时、贺龙有关中央同张国焘分裂的情况，但他们已预感到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过，当时军情紧急，也没有精力去细想了。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日渐临近，张国焘却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其中原因还是他那个“临时中央”，担心的仍然是能不能得到二、六军团的拥护。这是一个关系他的政治生命的大问题，不得不找陈昌浩商量。
“昌浩，眼看我们就要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了，你看怎么办？”张国焘有头无尾而忧心忡忡地问，也只有知情者才明白他问的意思。
陈昌浩完全明白张国焘的意思，想了想，关心地回答：“我们是否与中央磋商，同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南局……”
“你的意思是取消我们的‘临时中央’？”张国焘打断陈昌浩的话。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陈昌浩倒显得有些不安了，声音有些走调，因为他知道取消“临时中央”对张国焘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但他必须如此告诉张国焘。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8)
“我们南下遇着强硬的敌军，否则也不会如此。”张国焘痛苦地摇着头。
“气候又恶劣，给养也困难。”陈昌浩安慰地补充了一句。
“再加上毛泽东闹分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样不占，哪有不输的道理？”张国焘的脸庞被痛苦的心境拉得有些扭曲了，“你看什么时候取消‘临时中央’为好？”
“越快越好，最好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之前。”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回答。
张国焘不再言语了，他摆摆手，示意陈昌浩离开，自己再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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