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家，要使他的命令跨越国界，就不得不寻找到一个让人对他的命令不接受也得接受的办法。为此，他日夜思考，颇费心思。
不管怎样，他今天的到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他为此而思考的一切告诉与会者，告诉全世界。
“同志们!”斯大林叙述了苏联面临的战争威胁之后，话锋一转，说：“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2)
接着，斯大林便拿出了一个检验的标准，他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这就是斯大林的逻辑。他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在他看来，这话还不够劲儿，因而他又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到了1928年7月13日这一天，斯大林以家长的身份，给各国共产党下达任务，他要求各国共产党“……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诞生于1921年7月，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由此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但中国共产党建党才几年时间，犹如襁褓中的婴儿，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因而列宁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可惜他老人家过早地去见了马克思。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接班人，继续扶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
那么，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斯大林的这一逻辑呢？
政治上的分歧便由此开始了。
1929年10月，在东北中苏边境上，张学良的军队与苏联红军激战不休，自7月份开始的中东铁路事件，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斯大林把中东铁路事件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新步骤”，是“直接的战争挑衅”。
于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行动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更寄予厚望，他希望中国共产党有更大的动作，直接牵制东北军阀对苏联的进攻行动，以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便通过共产国际，于10月26日向中共发出了关于改组派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说：“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信中还列举了危机的10大表现，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统治阶级已经分裂，其统治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已进入直接革命的形势。信中还指出：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问题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集中全力去发展政治罢工。应当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地方，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由于满洲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洲地区。
这封信要求中共“应当全力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无“直接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形：“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直到1930年上半年，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有所复兴，党的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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