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毛泽东才大胆地提出了“同行”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响应。
那么，博古的态度如何？他能同意他们三人同行吗？
博古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因为博古认真掂量了一下这三个人的分量，毛泽东有病在身，王稼祥身负重伤，相信他们也走不了多远，剩下一个张闻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博古也就同意他们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在关键时刻、关节点上，勇敢而机智地抓住机会。
事又凑巧，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
毛泽东在于都所经历的那场大病，险些夺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其实，毛泽东最不愿坐担架，他喜欢走路，也很能走路，红军的领导人当中，大概没有谁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步行。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王稼祥是由于受伤才坐担架的，这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他正在江西乐安县的一个叫谷岗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仍旧开会，过了一会儿，敌机又来了，并响起爆炸声。王稼祥大喊一声：“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便冲出大门，仰头观察空中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已经落下来，他在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立即被送往瑞金医院，但因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动大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只得采取保守疗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也只能坐担架。这一坐，就一直坐到陕北。
魂断瑞金(5)
张闻天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因而有时骑马，有时也步行。
无论怎样，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了。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那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此次一路同行长征，则是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一次不平凡的同行。这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安排在第一野战纵队的后面行军。
战士们抬着担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形影不离，晚上还要在一起宿营。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王稼祥、张闻天才真正开始了解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主张，他们感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其实，毛泽东在这以前，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为中国革命勾画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亮出来的，王稼祥、张闻天过去也了解一些，但那时他们根本不相信山沟里的泥腿子也会那么精通马列，也会有着超人的智慧。现在他们开始相信，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这正应验了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老话。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在向毛泽东靠拢。
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忙于军事，只有李德忙里偷闲，时时关注着这三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王稼祥、张闻天已听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败言微，他的话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么管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了，所以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有时就不坐担架，偶尔还到各军团去看看，了解部队的情况。这一举动更引起了李德的恼怒，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张闻天所谈的那番话，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三人开始还是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经看出来了，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行动。于是，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初王明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团”；长征开始前，博古为便于控制，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现在又有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眼下，中央队的“三人团”是“偶然”形成的，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李德都要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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