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看着周恩来发愣了，心想，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今天是怎么啦？
周恩来走后，李德暗自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两手一摊。这一西方人特有的动作在此时无疑是表达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
是的，李德对决议的不满，没有挡住决议的下发和贯彻执行。
12月20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直扑乌江，进军遵义。
乌江，又称黔江，穿梭于绝壁悬崖中，因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在军事家的眼里，它是一道天然屏障。当时，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下们声称：“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然而，红军就是要在敌人想象不可能的情况下渡过这一天险。当1934年还剩最后一天的时候，红军已到达离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乌江，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红军向何处去(7)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一场新的风波发生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博古、李德因湘江的惨败，心有余悸。又听说乌江比湘江还要险峻，他们两人就在一起合计开来。当然，他们不仅只是因为乌江太险而担心红军过不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想乘此机会来实现其原来的计划。因此，他们主张不过乌江，再次提出与贺龙部队会合。
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怎么办？博古毕竟还是中共的总负责人，李德也还在指挥着红军。周恩来发愁了，他想自己去说服他们，可弄不好又要发生顶撞，即使说服了，万一红军渡乌江时有个什么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他们肯定会借此大作文章，把反对他们的人都排挤出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央红军就将被彻底断送。他也想让毛泽东去说服他们，但毛泽东刚刚才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让他出面于他不利，于红军也不利。
开会。周恩来只能这样决定，尽管刚开过会，但目前只能采取开会的办法，以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问题。除此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他认为博古、李德仍然独自掌握红军的指挥权是危险的，必须对他们有所制约，这样才能保证“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因此，他向周恩来建议，这次不仅要开会，而且还要作出一个决议。
周恩来有些不解地问：“在黎平刚作出决议，现在有什么决议可作？”
“就作一个渡乌江后的行动决议。”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
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点了点头。
于是，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议期间，虽然发生了争论，但博古、李德的意见很快被否决了，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由于我们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这个《决定》共七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写道：“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当然拥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红军就更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
不过，眼下虽然打破了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格局，但博古、李德仍然拥有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仅拥有过问的权力，而没有决策的权力。
王稼祥、张闻天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便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生死攸关的较量(1)
红军并没有像博古、李德所担心的会有湘江第二，而是奇迹般地渡过了乌江。毛泽东感慨万千：“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
这时的红军已经开始从湘江失败的痛苦中摆脱出来。
然而，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党内的政治危机之中。
王稼祥的“地下”运筹
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必须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崛起，已有许多人为他而劳作，这其中的一个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见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感到非常恼怒，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深为忧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变换军事领导。
于是，他跟毛泽东说，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听了，虽然内心里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有些担心，没有立即表态，沉默着。他在分析，虽然红军中对博古和李德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但跟随他们的人还占着多数，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处在中间状态，单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把他们“轰”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多数人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片刻，毛泽东说：“能行吗？我们人少。”
“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更加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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