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这份传单，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得明白易懂，对工人农民的出路说得清楚透彻，因而它所产生的号召力量，使整个遵义城都沸腾起来了，各种欢迎活动、慰问活动此起彼伏，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作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著名演讲，把人民的斗争热情推向了高潮。
然而，遵义的百姓们并不知道此时的中共内部正面临着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沉默与外面的热闹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那沸腾的背后，中共的要员们却在紧张地进行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
奇怪的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要员们并没有开个什么预备会，也没有就这次会议怎么开法进行商议，而是各自闷头准备。
奇怪的是，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湘江东岸外，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住在湘江西岸。
周恩来、朱德及红军总司令部住在老城一条南北大街的一座“柏公馆”。这是王家烈手下一个师长叫柏辉章出资为其家人建造的，因而被人们称为“柏公馆”。柏辉章知道红军过了乌江必取遵义，就发来急电。于是，柏家老小，雇了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离“柏公馆”很近。
博古也住在一个背靠玉屏山的四合院里面，离“柏公馆”也不远。
只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一点，约有一刻钟的路程。
现在都暂时安顿下来了，他们既不在一起研究作战，也不研究遵义会议怎么开，各自都在干什么？
博古在闷头写他的主报告，怎么写，他在伏案沉思……
周恩来和朱德研究一些军事问题，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副报告。不过，他也并不轻松。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空度时日，也在进行紧张的准备，至于准备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是啊，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怎能不使这些中共的要员们作一次认真地反思呢？
在这一时刻，一切都应该静默下来，让理智的思维更多地伸展，因为在这里要锻造开启未来的钥匙。
转眼间，几天过去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柏公馆”也因遵义会议而著名，这是出资建造它的主人柏辉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看得出，当初设计“柏公馆”的人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尽管是一个住宅，但显得很有气势，尤其是支撑屋檐的那排柱子，给人以顶天立地的感觉，像是专门为召开遵义会议而建造。
柏辉章万万没有想到，他留下的这个“柏公馆”，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建筑。直到今天，甚至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只要人们一提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就自然会想到它。
此时，“柏公馆”开始承受历史之重。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六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实际上，按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应该还有王明(在莫斯科)、项英(在瑞金)、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任弼时(随红六军团去湘西)、顾作霖(1934年5月28日病逝于瑞金)等六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只有四人，即(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生死攸关的较量(4)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还有：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伍修权：翻译。
共有20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将在这里决定党和红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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