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更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建议提出了纠正性的意见。
暗渡陈仓(14)
围绕组织问题，会议陷入僵局。
正值此时，参谋人员送来一份急电，直接递给了张国焘。他扫视了一下，递给了徐向前，徐向前细细看了一遍，便又转给了朱德。
朱德捧着电报反复看了几遍，接着就交给了毛泽东。就这样，这份电报在与会者中传了个遍，但都默不作声。
这封电报是陈昌浩专门给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的，电报中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给军委独断决行。”按陈昌浩的安排，张国焘就成为一、四方面军的统帅了，并且拥有自决的权力。
与会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国焘更是眼观六路，看这些人都有些什么表情。唯独毛泽东却自个儿在那里闷闷地抽着烟。他想，张国焘要权这么贪心，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但没有想到他会借别人的口为他要权。
会场一片寂静。
“各位同志，鉴于目前两军会合，组织问题需要作一些调整，以便更有利于统一指挥，我郑重请求中央批准我辞去总政治委员职务，建议由张国焘同志接替这一职务。”周恩来的话音立刻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默。
张国焘两眼盯着周恩来，心里立刻复杂起来，欲说不能，只好保持沉默。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个职位。
毛泽东深深吸了口烟，看了张国焘一眼。
会场又一次陷入寂静。
“我看恩来同志的建议可以考虑。”毛泽东说话了，“国焘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当前，两军刚刚会合，急需要加强团结，由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是比较合适的。”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立刻活跃起来，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张国焘一言不发，只好默认了。但他是不甘心的。
虽然张国焘对这一职位不满意，由于其他同志都赞同，会议就决定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协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当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表露了当时的心情：“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按张国焘这话的意思，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他是不会屈尊当这个总政委的。
然而，他“屈尊”此职后，毕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如何运用这个权力，又成为他绞尽脑汁的一个问题。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1)
张国焘由一个方面军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是中央为了能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而不得不作出的必要让步。
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业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郑重指出四方面军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
张国焘虽然感到取得权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眼下却以胜利者自居了。
殊不知，因为他向中央要权，耽误了时间，给红军北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来红军北上不必经过险恶的草地，但现在红军北上只有跨越草地一条路了。
张国焘借故要解决“组织问题”，拖延了松潘战役计划的执行，致使胡宗南部得以从容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与胡部相策应，而懋功地区又被敌人所占领，使红军失去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军委不得不取消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着红军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周恩来主动让出了总政治委员的职位给张国焘。
对拥有权力的人而言，他既能行善，也能作恶。
在善恶之间，张国焘将作何种选择？
裂痕在摩擦中扩大
在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的时候，张国焘不会就此罢休。
眼下，“组织问题”虽然作出了安排，但张国焘一心想当军委主席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依然寻找种种借口与中央抗衡。
芦花会议后，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
张国焘走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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