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毛泽东这番发言，并非都是针对张国焘的，但张国焘却以一种扭曲的心态听着毛泽东的发言，心想，毛泽东就会含沙射影地攻击别人。今天，他对我的攻击，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天才。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四周，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眉头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吸起来。张闻天推了一下眼镜，他的目光却与张国焘的目光在瞬间猛烈地碰撞一下，结果使张国焘再也忍不住了，他继起发言，单刀直入：“我们之间发生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很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他反而显得虚怀若谷，度量如海，这也是为了掩饰他争夺权力，梦想做领袖的心态。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张国焘转而装出一副沉痛的神态讲道，“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路线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张国焘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策略。
“这种流言很多”，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言，“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紧急插言，不是随意的，他发现张国焘采取恶人先告状的策略这一招很厉害，他在竭力争取主动，使出这一招也很容易得势。于是，毛泽东也来了个将计就计，顺着张国焘的话把张国焘这些日子来的攻击言论和盘托出，一下使张国焘的这一策略彻底破产了。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毛泽东的紧急插言，张国焘岂不成为一个受害者了吗？而受害者不就可以得到同情和支持吗？而受害者翻过身来不就是英雄了吗？而受害者却偏偏又是一个中共的元老派人物，正做着领袖梦，这种反弹的力量谁能阻挡得住？
但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已经实施了紧急插言。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能够立即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并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做什么，该怎么去做，把握得恰到好处。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番插言，他还来不及去细琢磨，只是有一种不好再将这些话继续讲下去的感觉，不好讲也得讲，于是接过毛泽东的话，继续他的高见：“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主义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绝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力气，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绝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张国焘也并非平庸之辈，他的这番话有着极妙之处，这一刀开得不见血。那意思是说，中央的路线错了不要紧，执行这条路线的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你们就放下思想包袱，来同我一起共同纠正中央的错误路线。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5)
张国焘设下这个圈套后，便振振有辞地继续讲道：“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张国焘为什么对苏维埃运动那么仇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搞了个西北联邦政府。眼下，苏维埃与西北联邦政府，谁对谁错，谁存谁亡，直接关系到张国焘的政治生命。所以，他利用苏维埃运动的一些挫折，来极力抹杀苏维埃运动，维护他的政治生命。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博古不满张国焘的说法，当即反驳，“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绝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十足的悲观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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