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为张国焘这个恶念的实施而充当了一个马前卒。他回忆道：
一天的傍晚，总司令部住进了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重要的角色。
这天深夜，张国焘命令我和特务营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任务是张国焘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超作了补充和具体的部署。我不知道徐泽明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过一瞬间的闪念：抓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允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经预感到张国焘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得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这些首长在被张国焘召见时我全都在场。当时，我们以为对张国焘忠诚，就是对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四方面军，确实是只知道有张国焘，而不知有毛泽东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个勇气，更重要的是，也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行动计划，决定夜里2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卫排抓朱德、刘伯承。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们如果反抗，则坚决消灭。朱德、刘伯承则一定要抓活的。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听完后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警卫员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已经开始行动。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壁上挂满经幡的廊道向前奔去。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口。这时，外面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警卫和参谋人员。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已经掏出枪对准我们，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JP3〗大声喊道：“白排长，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们把枪给他们。我看张国焘他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吗？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国民党高兴，蒋介石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趟。”
紧接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但是，我能肯定写这些文章的老同志当时均不在场，他们大都是事后听人说的，虽然主要事实是对的，但细节上却不很真实。比方说，他们写到张国焘时说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等等，都是一种简单的、脸谱化的描写。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张国焘既能爬得那样高，哪里会这么简单？……虽然他把这两位首长控制在手中，但他对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能体现出他的“伟人风范”，又企图达到感化对方为他所用的目的。因为张国焘不会不清楚，对朱德、刘伯承这样的人来说，动动怒，拍拍桌子完全无济于事。
决斗时刻(6)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国焘所渴望利用的。
正是出于以上这个原因吧，所以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心中苦衷，望他们能予谅解并对今晚的行动原谅。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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