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话，有些糊涂了，用充满疑问的目光扫了下张国焘，便不再言语。
张国焘以为徐向前的思想通了，便把话题扯到别处。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向前的那番话，在张国焘心目中是发挥了作用的。他所成立的“临时中央”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宣言，但在党内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得太轻松了一点：
我们不愿意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张国焘如此写来，很明显是为自己当时的错误行径辩护。但也可以看出他当时“黄袍加身”以后，心里并不那么坦然。不过，徐向前当时并没有看出这一点。
只是后来有一件事使他看出了张国焘的心态。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来电，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张国焘的这种心态，让徐向前很反感。他觉得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是害怕中央红军打胜仗。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徐向前说中央红军打了胜仗，这使张国焘听着极不顺耳，如果徐向前说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军开始打胜仗了，你看他高不高兴？
从此以后，徐向前开始对张国焘进行重新审视。
但这仍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回荡在夹金山的哭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国焘也似乎没有忘记这句话。新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他跃升为“党中央主席”和“中革军委主席”，正跃跃欲试。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要一显身手给已经到达陕北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他甚至想着要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显示自己才应该是中共当之无愧的领袖。
10月下旬，张国焘统领的部队，兵分数路，以迅猛之势，第二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攀援已遭敌人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猛攻。到11月中旬，天、芦、宝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便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了。
张国焘脸上一扫往日的愁容，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在一种跨越凯旋门时的欢畅之中。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却做到了这一点。
当时，不离张国焘半步的内卫排长何福圣，作为见证人回忆道：
挥泪问苍天(3)
11月中旬，红军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一个险要的隘口百丈关，继而向成都边缘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成都已近在眼前。
19日，敌人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23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第一天，我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就相继全部投入了战斗。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红军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在机关枪压制敌碉堡火力的一刹那，猛扑上去，以手榴弹消灭碉堡里的敌人。势不可当的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向前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过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可是，就在敌人已经开始全面崩溃的时候，他们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周浑元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战，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虽殊死抗击，坚持两昼夜后，终感不支。25日，张国焘仓促下令红军撤出战斗。
张国焘在懋功听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还当作畏敌情绪、逃跑主义来批判。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的‘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何福圣还回忆道：
百丈关一役，虽歼敌上万，但我军的伤亡也不在敌人之下，使军队元气大伤。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天、芦、宝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各路川军和嫡系薛岳、周浑元，以及随后赶到的李换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天、芦、宝一带。
薛岳志在邀功，第一个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跟薛岳激战，不敌。1936年2月15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16日，又打下了宝兴。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培植的苦果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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