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以数直谏上；农民陈胜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赵高伪造的将扶苏赐死的诏书中，也称扶苏“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
这一切记载都说明了一件事：扶苏经常会对秦始皇的一些所为劝阻，并说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们的父子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扶苏被派往蒙恬处作监军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事，直到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扶苏被矫杀，两年时间里，秦始皇从未过问过扶苏。
但就在秦始皇临死之前，却“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上写‘与丧会咸阳而葬’”。不管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秦始皇在死之前还是很清醒的。他二十多个儿子中也只有扶苏堪当大任，况且又是长子，遵古制，自然会立他为太子。将玉玺赐给他，并让他赶回咸阳参加自己的葬礼。
可惜的是，这“玉玺”和“书”并没有到扶苏手里。被当时的赵高与一直跟随秦始皇巡游的小儿子胡亥拆开了。几个在秦始皇身边的人就一同商议，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李斯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份赐给扶苏的诏书，用皇帝的玉玺把诏书封好。诏书大意如下：
我巡视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灵以求长寿。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疆，已经十几年了，不能向前进军，而士兵伤亡很多，没有立下半点功劳，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做所为，因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怨恨不满。扶苏作为人子而不孝顺，赐剑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一同在外，不纠正他的错误，也应知道他的谋划。作为人臣而不尽忠，一同赐命自杀，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
据《史记》记载：当胡亥的门客捧着诏书到上郡见到扶苏，打开诏书念毕，扶苏就哭起来，进入内室想自杀。蒙恬阻止他道：“皇上在外，没有立下太子，派我带领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有一个使者来，您就立刻自杀，怎能知道其中没有虚假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后再死也不晚。”使者连连催促。扶苏为人仁爱，对蒙恬说：“父亲命儿子死去，还要请示什么！”立刻自杀而死。使者回来汇报，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到咸阳后发布丧事，太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任命赵高担任郎中令，常在宫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权。
后人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赵高有十足的把握扶苏真能自杀呢？只是因为赵高对扶苏太了解了。《史记·赵高列传》中记载：赵高说，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也正是有对扶苏这样的认识，所以赵高与胡亥的奸计才得逞。不知这是赵高之狡诈还是扶苏之愚蠢。后人对扶苏的评价颇多，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关于他的评价是“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明朝首辅张居正说：“扶苏仁懦。”
苏轼评价扶苏之死，认为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才算是孝。而张居正却认为，扶苏虽然“仁”，却是愚蠢之仁，愚蠢之孝，不足为后世效法。
苏轼与张居正一个肯定扶苏，一个否定扶苏，或许是真心实意的，或许只不过是当时所处形势需要他这样来讲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无论怎样，扶苏还是自杀了。按他的话来讲，“父亲命儿子死去，还需要请示吗？！”这句话绝不能用一个“孝”字就能解释得了的。
扶苏是孝，但孝并不意味着唯命是从。如果用百依百顺来解释孝，那扶苏堪称不孝。他总和父亲有分歧，有分歧自然就免不了争吵。有争吵就是不顺不依，不顺不依就是不孝了。
可当他听到父亲赐自己死的假诏时，何以即刻拔剑而自裁？一切都是因为
秦始皇所受的法家教育，而最致命的就是，扶苏太了解有着法家思想的父亲了。
扶苏在上郡(1)
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扶苏被派往上郡（今天的陕西绥德）做大将蒙恬的监军。其实，蒙恬根本就不用任何监军，他对秦帝国的忠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也没有任何人怀疑的，包括秦始皇在内。
从繁华的咸阳来到荒凉的上郡，扶苏似乎一点也没感觉出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认为这是父亲把自己放逐了，远在四方巡视的秦始皇也想不到扶苏会这样想。在这位千古一帝的父亲看来，儿子太“软弱”，太“妇人之仁”。
一个用法家思想从脚跟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从臣子到布衣早已经习惯了严刑峻法。而扶苏却在这样的情况下让自己弃法从儒，这非但不可能，简直就是荒唐可笑。
所以，他看到了在眼前站着的扶苏，忽然感觉到了一阵恐慌。大秦从祖宗孝公时就以商鞅的法家思想立国，到他这里已经六世，祖宗成法不可变！也变不了！
他想，绝不能再让这个扶苏在政治权力中心晃荡了，他迟早会把自己和祖宗经营多年的国家毁于一旦。他真想把扶苏踢趴下去，然后指着帝国的版图告诉扶苏：这一切都是用杀戮得来的，如果单靠仁义道德能让我拥有这么大的版图吗？！
摆在他面前的处置扶苏的路有两条，第一，让他参政，用他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刁民四起的帝国；第二，杀掉他，免得以后他改祖宗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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