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盛时期的北条氏(2)
泰时为人敦亲族，常推叔父时房而下之。尝在评定所，闻弟朝时第有寇，振起赴援，平盛纲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职何自轻也！泰时曰，兄弟有难何曰小事，以吾视之，与建保、承久二役奚择，苟丧吾亲，重职何为！
他举这两件事，说明他对叔父何等礼貌，对弟兄又何等友爱！可惜他这种榜样，并不能感化他的后人！他死后，由二十一岁的嫡孙经时嗣为执权（子时氏先卒）。经时很能干通吏事，颇有祖风，但究竟年轻，火气不免重了一些，对于那尸位素餐、比他还小四岁的将军赖经，总看不顺眼，而赖经这时也已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又是贵胄之子，本身的官运亨通，已经晋位为权大纳言，却要在鎌仓受制于人，当然一肚子的委屈，尤其他在京都家里的人，时时露出骄纵的言辞，传到经时耳朵里，更使得双方的感情恶化。经时身体不好，他自知难久，深怕一旦有事，自己的儿子尚幼，无法制伏有野心的将军，于是他便强迫赖经让职给他六岁的儿子为将军，他自己也将执权之位让了给他弟弟时赖，时为宽元四年，前三年天皇四条薨，后嵯峨继任为天皇（公历一二四六年）。将军赖经被迫让位，纵然他自己不表示怨望，但他的朋友僚属总免不了气愤。他当了二十多年的象征领袖，虽然没有实权，但在时间上比任何人都长，而正因为他没有实权，也就没有任何恩怨，忽然被贬，引起了无限的同情。于是有人打抱不平，其中最热心的不是别人，而是泰时的胞侄“光时”。光时的父亲朝时，当年家中有寇，泰时放下公事马上赴救，朝时感激涕零，曾经写过一张条子，藏在家里：“世世子孙，毋背泰时后裔。”但是时过境迁，父亲的遗训谁还理会，恰好经时辞去执权之后一个月，便因病逝世，光时见有机可乘，认为刚就位的时赖，还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好欺侮，便想拥戴赖经复辟，自己来当执权，他暗地里联合了“评定众”里的要员和三浦家人，约期起事。但是时赖并不容易被欺侮，他听到了风声，便先下手将鎌仓戒严起来，派兵包围了光时和赖经，简单地将这次政变平定了下来。光时出了家，赖经被遣送回了京都。押解赖经回京都的是三浦光村，老三浦义村的次子。赖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将军，高高在上，往日被人百般尊敬，忽然视为犯人，但他的气度毕竟不同，有修养、善言辞，在赴京都的路程上，三浦和他共同生活了几天，深深受他感动，认为赖经蒙了不白之冤，临别的时候，三浦“呜咽曰臣必有以报君”。他回到鎌仓之后，真的就去招兵买马，要实行他那千金一诺。他的长兄泰村当过“差狭”的太守，在乡曲之中，还很有力量，老父义村这时虽然已死，但他们族党甚众，有一呼百应之势，三浦光村劝他大哥反，泰村不肯，但是说也奇怪，在鹤冈庙前有人贴了大字报，说“泰村将被诛”！三浦家和北条家本来是亲戚，泰时的夫人就是三浦家的小姐，所以时赖常常往祖母的娘家里去，有一次他因事住到三浦家，夜里听到有铠甲的声音，他惊道：“真的！他们要反！”马上他就带了从人，连夜逃了回去。第二天他派了人去搜三浦家，果然发现了很多武器。时赖更生了戒心。忽然泰村家里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你马上要被杀，小心！”泰村说：“有人故意要害我，不去管他。”他把信毁了，就这样接二连三地有人恐吓泰村，但是泰村不为所动，他叫人去跟时赖说：“现在谣言很多，关于我泰村的，我的朋友都来慰问，我已经让他们回去了，如果是关于别人的事，需要我帮忙的，我就马上赶来。”泰村的亲妹也来劝他反，他也不听。这时，时赖有信来，要他立刻罢兵，泰村大喜，传令下去让部下解除武器，他的妻室也高兴得不得了，捧了饮食来，他还没有能下咽时，门外已经喊声大作，是时赖的外祖安达景盛带了大队兵丁杀来，时赖也点起兵将随后赶到。放起火烧三浦家，于是一场混战，泰村大败，逃到了幕府的圣地“赖朝影堂”里，他的弟弟光村这时聚集了八十骑，占据了永福寺，差人请泰村去，泰村不肯，光村不得已也到了“影堂”。安达的队伍和时赖的兵将把“影堂”团团围住，围得水泄不通。三浦氏宗族排排坐在赖朝画像之前，泰村泪流满面说道：“我四世积功于幕府，又以北条氏外戚，辅佐内外，乃不能免于祸邪？”光村更恨极，带刀先把自己的脸割烂，然后自杀，泰村以及他的族人二百七十余人都在堂内切腹而死。时为宝治元年，史称宝治之变，公历一二四七年。这一惨案是谁发动的，嫌疑最重的人是安达景盛，翦除了三浦之后，安达便成为北条氏唯一的外戚了。时赖杀了三浦一家之后，就把小将军赖嗣废了送还到京都，另外迎接了后嵯峨天皇的皇子宗尊亲王来鎌仓为将军，完成了他曾祖姑政子夫人的愿望。
元世祖忽必烈之雄图(1)
时赖灭了三浦一族之后，一不做二不休，又去灭了关东另一豪阀千叶。于是在关东地方只剩下最有势力的两族──北条和安达了。时赖手段虽辣，但他倒是真的励精图治。他恪遵了泰时所颁的“式目”，施行起来众庶悦服。用人也不拘门第，从阡陌间提拔了一个人名叫青砥藤纲，此人虽是穷苦出身，但有大才，也好学。有一次有人和时赖的族人争讼，所有的官吏怕时赖，都说时赖的族人对，唯独藤纲据理力争，将事情的曲直弄清楚了，那人非常感激他，包了一包钱，投到他后园里去，藤纲大怒道：“主公掌管天下的公道，我只不过是来辅佐他，哪能有什么偏私！”他把红包退了回去，并且把那人好好地告诫了一番。时赖很器重他，要升他的官，他无论如何不肯，时赖说：“我得一梦，梦见神来告诉我，你要求治，就去重用藤纲。”藤纲谦辞得更坚决，时赖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坚决？”他对道：“神说升藤纲的官就升。如果神说杀藤纲的头，我不就惨了！”藤纲对地方上的行政人员考核得极严，最奸坏的官吏都被他举发出来治罪。在时赖任执权的期间，确实能称为治世，藤纲的功劳不可没。时赖笃信佛，三十岁时便出了家，但出家之后并没有出世，依然访查民隐，纾解民困，而他自奉也极俭，一晚有客至，邀共小饮，到厨下除了一碟残酱之外，竟找不出另外可以佐酒的食物。卒年只得三十七岁，死前作偈：“业镜高悬，三十七年；一搥破碎，大道坦然。”他好像预知死期。时为公历一二六三年。时赖死时，他的嫡子“时宗”才不过十三岁，当时的执权是由泰时的四弟“时政”的胞侄“长时”共同担负。翌年“长时”死。于是由时宗继任执权。建长四年时，由京都迎接来为征夷大将军的宗尊亲王（后嵯峨天皇的第二皇子），这时已经是二十五岁的青年，从名家制和歌，是位文采风流人物。在他左右渐渐集合不少名士，其中最具声望的是大僧正“良基”，道行既高，谋略也多，他看到幕府的两执权，一老一小，老的年已耄耋，小的还不到十五六岁，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将这多年以来桀骜不臣的毒瘤铲除了去。而事有凑巧，“时宗”的长兄“时辅”，父死后，满以为可以承继为执权，无奈是庶出，被派到京都去任守护，因此一直闷闷不乐，大僧正看清这一点，便秘密联络了“时辅”。约期在东西两方面同时起事，实行政变。不料事机被泄，小时宗年纪虽小，却极有勇断，他以迅雷的手段逮捕了叛党，大僧正虽然逃脱，但走到高野山中，在悔恨交集之下，绝食而亡了。大哥时辅被小弟派人杀了。将军宗尊亲王被遣送回到了京都。不过将他三岁的儿子扣留下来，当了将军。时为文永三年的六月。在六年前，幕府在鎌仓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演习，由征夷大将军亲自临台，操毕，将军想看“小笠悬”的功夫。这是以一顶笠帽系在绳子上，凭空吊了起来，由快马疾驰而来的骑士回身一箭，射中悬笠的技术。当时无人敢出来应命，时赖说：“太郎能！”太郎是时宗的小名，他那时十岁，奉命纵马飞腾而上，果然一发中的，博得全场喝彩。他回身这一箭，恰好在海的那一面，忽必烈大帝在开平登基了。时赖看出他这娇儿必成大器，但没有能亲睹他成为却敌的英雄。忽必烈在蒙古帝国中，已经是第五位元首。在他即位的时候，蒙古帝国的版图虽然已经横跨欧亚大陆，但是南宋依然存在，蒙古灭金之后，当然更应向南发展来灭宋，而迟迟经过四十年才来南侵，是因为灭宋并不简单，蒙古军队所恃的武器，是他们的马，马在平原上可以驰骋千里，倏如暴风，但是在河流纵横、城郭矗立的江南，马并不能发挥牠的功能，因此南宋由于地利而得到了喘息，可惜南京的君臣昏庸，没有能利用时机奋发自强。其次宋朝究竟是个文化灿烂的中心，一向为北方民族所仰慕仿效，尤其蒙古民族由蛮荒旷野之中崛起，突然接触到另外一种风俗习惯，对于文化先进国，不能不有崇敬之感 ，而况在文化、经济的交流上，南宋有很多与国，万一联合起来，其势也不可侮。因此蒙古骑队暂不南下，一直往西奔驰，冲到欧洲，所到之处灭了很多国家。到了一二六○年，忽必烈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争位，打了四年空仗，阿里不哥认输投降后，忽必烈休息了四年才再开始图宋。在这四年的休息之中，主要的工作是拆散南宋的与国，忽必烈的目光于是集中到了日本。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交通，自从日本废止了遣唐使以后，虽然偶尔还有些冒险的商船来往，但官式的报聘是没有了，中原五代不安定的政局，更影响了双方的贸易热情，再则造船的技术不进步，对于海上季风没有认识，使得航海成为极危险的尝试，结果横断中国海的船舶在十二世纪初期几乎绝迹，一直到南宋时代，才开始复活了起来。那时往来的路线，是以高丽为中继站，虽然有周折，但是由高丽转到日本只须渡过对马海峡，并且是一条风险不大的老路。不过没有很久，高丽发生内乱，政治腐败，勒索抢夺无所不为，商旅为之裹足，不能不另辟新航线。于是由当时的明州（现在的宁波）横渡大海，一直到日本的濑户，第一艘宋船抵达日本时，是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历一一三三年）的八月。由这一日开始，开辟了日宋之间贸易的新纪元。日本造船的技术学习了南宋的大型楼船，改良了篷帆，不必再借桨橹之力，而可以乘风破浪地直达中国大陆的港口。于是日宋货物的往来，一天比一天频繁，南宋主要的产品，绫罗锦绢、香料、竹木、书籍、陶瓷、药材、茶叶，都是日本方面极度欢迎的稀物，尤其“茶”在中国自东晋以来，久已饮用，而日本在这时才开始懂得茶味，马上便为贵族士大夫僧侣所爱，成为最被欣赏最高贵的饮料了。而日本方面输到南宋来的产品，则为珍珠、硫磺、水银、螺钿、沙金、日本的刀剑和金饰。其实日本并不产金，但由于出产的项目有限，农作物、工艺品，中国都不以为奇，唯独金银制品，永远为大众所欢迎，因此日本为大陆人民所误会，以为扶桑三岛是金银遍地的仙境。除了贸易而外，僧侣的往还也十分热闹，由日本去南宋的有“重源”、“荣西”、“俊芿”、“道元”等高僧，尤其“荣西”将临济禅传到了日本，虽然在初期很被误会，但不久便大行其道，可以说，他是日本禅宗的鼻祖，也是他极力称道“茶”的好处，写了一本书《吃茶养生记》，呈献给当时三代将军实朝。“道元”师事“荣西”，“荣西”圆寂后，他和一个小朋友名叫“加藤四郎景正”的结伴同行，也到了中国，五年之后两个人都有了极大的成就，“道元”在天童山景德寺，很受“如净”大师的垂青，不仅悟道，并且由“如净”传授了给他极珍贵的芙蓉楷祖的袈裟。而加藤也学会了做陶瓷，由这时开始日本也有了瓷器。经过将近一百五十年文化经济的交流接触，日本和南宋之间，可以说十分融洽，南宋高度的文风，吸引了日本的知识阶层，幕府三代将军实朝，甚至想放弃他在鎌仓的荣华，而去建造一条大船，到文化大国的南宋去终老。说明了当时日本朝野对南宋诚挚的盛情，而最诚挚的无疑是佛门弟子。日莲上人有意无意地写了一篇《立正安国论》，预言了日本将要受到外患！而这外患，似乎是指“元寇”。外患果然来了！高丽经过三十年的蹂躏，终于被蒙古臣服了。而高丽有了靠山之后，立刻便像得宠的小人，除了向主子献媚之外，并且将由日本所受的委屈，加油加酱地倾泻出来。高丽的委屈是什么？是历年来不断受日本海盗的侵扰，而日本当局不加制止，显然海盗是受了庇护与怂恿。南宋和日本密切的关系，忽必烈也早知悉，他这时正要进攻南宋，如果能利用侵扰高丽的日本海盗，去侵扰南宋，既能解决高丽的困难，同时可以使南宋不胜其烦分散他的兵力，岂不一举两得。于是忽必烈在发兵围攻襄阳的时候，派了两位使者经过高丽到日本，送达了一封国书──国书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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