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梅花诗的写作时间有待考证，如果确实是宋代，亦不足为奇。至于内容与近代史实之附和，完全是近人的牵强附会。
清朝的运数，有一种“马前课”预言为十世。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蜀汉诸葛亮有《马前课》，每一课指一朝，白鹤山僧守元解释之，其论本朝者为第九课。”
民国元年，有金城氏著《湘汉百事》（此书收入《满清稗史》，中国书店出版（1987年），其中有一篇《卜术何神》，方士以测字预测辛亥革命，在民间传为奇谈。其文云：
徐道一，滇产也，精于卜，八月下旬，谒大汉报馆主笔胡石庵，胡亦革命家，知官军于翌日将宣战，乃发迷信，泥徐卜之。徐索胡书一字，胡以黎字予之。余审视曰：“明之战必利。君观此字首，即利字也（因刀与利同）。惟此战之利全仗人心联合，（指黎字）如快刀之夷柘禾，犀利直捷，胜可操券。”复少审视，蹙额曰：“胜固可必，但恐明日开战之初，小有不利。因字首多一，令利字小变形，幸人心继于后，始收功。”
胡乃复书元洪二字，促徐一卜大势之成败与汉族之前途，徐沈思久之，陡呼曰：“妙哉，此二字中，不独蕴有六机，且巧合谶纬，大汉之兴必矣。”胡曰：“请言之。”曰“昔汉族中兴之伟人，其首非朱元璋耶，其国号乃为洪武。元洪二字不期与之吻合。下之若洪秀全占得一字，亦于中原树十余年汉帜，即可此决为兴汉之象。”
胡复叩其事成后政体若何。徐指洪字曰：“此不待言，共和也（因洪字半字共字）。”时徐面西坐，略顾左右，忽曰：“此共和政体，初时恐只南方之一半，未能全国统一。”言已即止，目注二字，若有所触，曰：“异哉，元大也，洪亦大也。元字又从二从人，则或同时有二人皆为大总统乎！”胡曰：“或一副耳。”曰：“否，卦无中副象，此副者，或另一人。”少顷，又曰：“此二大总统其初必各据其势权为敌（因系二字也），幸一人中立其间，调和两面，乃能水乳相融（指洪字旁之三点为三人而又体其字意为水也）。并二人为一（指元字为二人所并）。”复笑曰：“合并后，此二人中之占上着者成为一袁姓之人（指元字居洪字之上，元与袁同音）。目下传说袁世凯起义于河南为教督，以彼之名望卜之。或即彼乎。”
时胡之心仍属战事，复指洪字，使卜以战后事之得失。徐应曰：“以后皆利。”随信手书一汉字曰：“试观洪字，加入中土二字，非汉字乎，是即汉人席有中土，无往不利之象。”少顷，又曰：“试观战后事，但逢七之日，必甚得手，中有二次为尤利，明日即逢七也。”胡不解，询其故，徐指洪字旁共字示之曰：“此非二十一与二十八耶，此二数皆以七为公度数也。”又指汉字曰：“此字去一洪字，所余又非中二耶。吾故谓汉军中有二次逢七之日必大得手也。”胡曰：“明日即逢七也。”曰：“明日尚不在此数，连明日计，盖有三次逢七之日，象上已明著矣。因拽字旁之三点示胡（按：徐上所言皆奇验，令人惊绝，惟言二次汉军得利不验，然当汉口大败为九月初七，汉阳失守为十月初七，则徐言仍中，特误以败为胜耳）。”故复问徐：“湖北战争何得息？”徐略思曰：“自明日起，四十六日即停矣。”胡又不解，徐复指洪字曰：“二十一与二十八相加，非四十九耶。”胡云：“奚云六也？曰：灭左旁三点，非六数耶？”（按：湖北自八月二十七日战起结连至十月十三日始停战，适与徐言不爽毫黍，此节虽近于迷信，然一席之话而一番龙跳虎跃、惊天动地之大事，乃为之囊括无遗，岂不奇哉？）
四 方士的预测观(4)
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段史料？从写作时间看，括号中的按语是原作者所述，可证此文写于辛亥革命（1911）发生之后的壬子年（1912）。因此，这则预测完全有可能是事后附会，谎称在事前（1911年8月）之预测。如果这段文字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有原始记录或有三人以上证明，则神奇了。
不过，在辛亥首义的八月下旬，有识之士根据客观形势，确实可以预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南北对立与对话；共和成为必然的政体。因此，测字先生徐道一能够用“黎元洪汉”这四个字把辛亥八月份以后的情况预测个大概，是有可能性的。
通览近代历史文献，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后预测特别多。古人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我认为这些预测如同地下树根，顽强地撬动着封建专制制度基础，扰乱民心，加速了满清的灭亡，其客观作用不可低估。
同时，我们又应看到：这些预测方法由微推著，夸大神秘的作用，皆属无稽之谈。有的预测确实应验了，无非是预测者根据事态的发展趋势作的合理推断，一点也不神秘。须知，预测的应验是有一定概率的。而方士大加宣扬，汇集一个个偶然的事例，使人们看起来似乎社会的发展是由预测家决定的，这就大谬不然了。更有甚至者，有的迷信家把已经发生的事托名于事发之前的事，使不辨是非的人轻易上当，闻者当慎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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